魏晋南北朝是大紊乱大割裂时期，皇权相对微小，但考课准则依然存在，并且独具特色，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官。晋武帝颁五条诏书作为办理和查核官吏的五条规范，“一曰正身，二曰勤大众，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晋书·武帝纪》);西魏文帝时发六条诏书：“一曰先修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有利地势，四曰擢贤能，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北史·苏绰传》);北魏孝文帝曾规则：“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奉公守法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魏书·高祖孝文帝纪上》)不难看出，品德要求首战之地。
唐代的考课现已准则化、法则化，其官吏体系考评体系之完善居历代之首。唐朝控制者遵从“德礼为政教之本”，愈加着重德礼在治国中的效果，一起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因而在考课准则中遵循以德为本的思维。唐朝拟定的考课法规首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正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规范，“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首要是依据不同部分的责任规则的详细才干规范。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课，《唐六典》规则：“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忘我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上述查核规范的次序，充沛反映出唐朝首重品德品德，而才干绩效居其次的考课取向。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准则上均有改变，但在许多方面包含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用唐代旧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间有关品德规范的“四善”彻底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着重“明礼以导民，规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明史·推举志三》)其对为官者的品德品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清代查核内容规范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迈、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品德品德的调查依然是首要规范。
总归，中国古代在对官吏的考课准则中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并凸显德的优先位置，特别重视官员的清凉节操。经过褒善惩恶、奖优罚劣，来保证职官部队的生机和功率，其间一些规则和做法，至今值得咱们珍爱和学习。
本文来历：“十分前史”微信大众号
版权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意图。若有来历标示过错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大众号联络(0596-2595655)，咱们将及时更正、删去，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