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国在始皇帝主政以前的对外战争主要是蚕食性战争。当秦国每拿到山东六国的地盘时，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化，其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从关中地区征调足够数量的优良“官吏”派遣到“新地”，让“吏治治国”在新地运转起来，以保障“新地”完全融入秦帝国的版图。但是随着始皇帝主政秦国后，秦帝国的对外战争由蚕食性战争变成了兼并性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到公元前221截止，始皇帝带领秦国只用了十年时间，便通过武力兼并完成了对六国的鲸吞，建立了秦帝国。但是这短短十年时间，秦国的“吏治治国”体系并没有完全转型成秦帝国的“吏治治国”体系，首要的问题就是出在关中地区培养出来“官吏”数量不够，供应跟不上需求。
里耶秦简中《迁陵吏治》的记载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迁陵吏治》中提到迁陵县的官吏总编制为104人，缺编35人，目前在岗的50人，估计剩下的19人应该还在为了各种“徭戍”工作还在路上跑（注：简文显示：“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见五十人。”）。但是剩下的这五十人完全无法应付县里的各项事情，日常业务已经很难维持，因此迁陵县丞在始皇帝三十年正月初一给上级打了申请报告，请求上级尽快增派官吏，这些内容都被里耶秦简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秦帝国缺乏官吏的事例在《史记》中也比较常见。陈胜吴广起义攻打陈县时，陈的郡守和县令都不在，只能是县丞带兵抵抗。至于郡守和县令是外出还是实属缺编，很值得玩味。再比如南海郡郡尉任嚣私授权力给龙川令赵佗，也是因为南海郡有郡尉而无郡守和郡监。如有其中一职，任嚣都很难做到权力私授，赵佗也很难做到“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由于“官吏”数量严重缺编所造成的的恶果就是号称依法治国的大秦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地里波涛汹涌。因为“官吏治国”体系的缺失，所以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而抓捕不到张良；所以始皇帝在兰池宫遇刺也抓捕不到凶手；所以项伯常杀人但是仍然不会被抓捕；所以黥布逃亡骊山成为江洋大盗，还是不会被抓捕；所以彭越在巨野泽中当强盗，也不用担心政府组织力量来围剿；秦帝国为了应付这种帝国内的这种暗流涌动，只能缩短官吏培养的周期，而且就地取材，从六国原有的国民中进行官吏选拔。因此，萧何、曹参、夏侯婴、刘邦、陈胜、吴广等人被秦帝国从基层选拔了出来，正式进入了秦帝国的公务员编制。
四
如果秦帝国只是关中地区培养的官吏数量不够全国“吏治治国”体系的运行，这个局面尚且可以应对。只要大量选拔六国优秀的人才担任官吏即可解决。从六国人民自身的利益需求来说，他们也很想在秦国体制内谋得一份公务员的差事。比如韩信就想谋求一个秦帝国公务员的职位却不可得（注：“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因此，萧何，刘邦、陈胜等人最开始对自己能进入秦帝国的体制内当上公务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乐于做“君权”的奴才，愿意成为“吏治治国”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但是进入体制后的真实情况却是事与愿违，秦帝国在自断经脉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刘邦、萧何、陈胜等帝国“新吏”却逐渐感到越来越无路可走。
秦帝国是一个农业帝国，农业国家最合适的战争方式是打一打，停一停。虽然战国时期烽火连天，也没看见任何一个国家会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和持续性地进行战争资源动员。但是始皇帝在建立秦帝国后，把国家绑在了高速前进的战车上。本来人民的徭役已经够重，再加上持续性的南征北伐的战争，农业国家原有的战争生态完全被打破。帝国对资源汲取不断的加强，君主和王室以下的每一个阶层都是被汲取的对象，即使与君权“同盟”的吏治群体也难逃君权的“吸星大法”，君权对官吏们进行汲取和蹂躏时弃之如敝履，而君权对这种破坏“同盟”状态的情况却浑然不知且理所当然。这种对官吏的汲取和蹂躏反应在史料里，就是刘邦的亭长当不下去了，因为他没办法做到每次都能让刑徒不逃亡。而押送刑徒的工作却是高频发生的工作事务，一旦刑徒发生逃亡，他将面临严厉的处罚或者自己将被沦为刑徒。陈胜和吴广的屯长干不下去了，因为即使有爵位有职务也逃脱不了被征调戍军的命运。奋斗了半辈子，最终的命运和刑徒也相差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