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
①见《大公报文艺丛刊(一)小说选》，上海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八月版。
②见《二十人所选一九三七年短篇佳作集》，上海良友公司一九三七年版，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印。
③感谢费慰梅，最近她不但把她写的《梁思成小传》寄给了我，并且还为我复制了若干封林徽因致他们夫妇的信。我在下边还将引用。从这些信中，我还看到徽因的英文写得真漂亮，费正清夫妇也这么称道。
④引自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林徽因致费慰梅函。
⑤见费正清所著自传《五十年回忆录》(ChinaBound,AFifty－YearMemoir)第二二九页，哈佛哈佩尔及劳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版《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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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处于特殊境遇的朋友们在昆明是怎样生活的，……加深了我们久别后相互之间的了解。没用多少时间，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重建起来并加深了。我们用两天时间交谈了各人的生活状况、情操和思想。也畅叙了各自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谈了个人家庭经济以及前后方个人和社会的状况。尽管谈得漫无边际，我们几个人（张奚若、钱端升、老金和我）之间也总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
对于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徽因是深恶痛绝的。写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从重庆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里，谈到自己当时的悲愤之情。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望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从这段话不难推想出，一九四九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样地喜出望外。
开国前夕，我从香港赶到北平。当时思成和徽因正在投入国徽的设计。他们住在清华园，每天都得进城来开会。幸而思成当时有辆小型轿车。他的残疾就是在去美国留学前遇上车祸造成的，但他并没有因而害怕开车。两个人就这样满怀激情，在为着革命大业而发挥着他们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次文代会上。有一天在会场上，她老远向我招手。我坐到她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她不胜感慨地说：“哎呀，还小姐哪，都老成什么样子啦。”语调怪伤感的。我安慰她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也不会老。”
但仅仅过了一年，噩耗就传来了。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给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为早已烧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火灾，但据文洁若说，十一年前它曾奇迹般地重新出现过一次。
一九七三年，文物局发还了一些十年动乱期间查抄的书物。当时我们全家人挤在东直门内一条小巷的一间八米斗室里，文洁若只得“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还把家中堆不下的书也放在一只破柜子里。一天，她偶然发现一本书中夹着这封信，她还重读了一遍。信一共有两页，是用蝇头小楷直书的，字迹非常工整。思成首先感谢我对他的慰问，并说他一直在害病，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写回信。徽因与世长辞时，他自己也正住在同仁医院，躺在她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以无限哀思回忆了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过来的几十年，是一位丈夫对亡妻真诚而感人的赞颂。可惜这次动手写此文时，怎么也没找到这封珍贵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