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