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变法就必须统一法度，一习俗，一道德。
于是便有了《三经新义》的颁行。《三经新义》的道德
熙宁六年0073年），朝廷命设经义局，由王安石提举，修撰《周礼X尚书X诗经》义。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
一、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不实之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古之圣王时的做法；
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之陋习；三、以阐明经文义理为主，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繁琐学风。
熙宁八年（1075年），《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
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其中，《诗经新义》《书经新义》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雩、妹夫沈季常、学生陆佃和吕惠卿、吕升卿执笔，但都经过王安石的过目和首肯，而《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亲撰，最能彰显其新学经世致用的一面，也最能体现新法的精神内核。
王安石说：“之所以理财的原因在于，理财是`义，的一种表现。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王安石明确打出“理财"的旗帜，无疑是对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公开突围。
学人论及此，以为荆公此举触动了传统观念中“王霸义利"的准则，这种准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系统，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的有机统一。假如动摇了这个平衡，则必将被吞噬在一个无形的黑洞中。这或许也注定了新学与新法将遭受种种舆论的排挤。
除了颁布《三经新义》，王安石还着手改革科举选材之法。唐代科举，虽有明经、进士二科，然长期以来，更重进士科，看重以诗赋取功名，这一方面使得唐代文风极盛，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因当时的科举文化而受到轻视。
王安石主政后，一改此风气，强调科举考试，以策论为主，即阐释经书当中的义理，并以此为标准，来纵论当代各种政事之得失。他希望借此能营造务实的学风，使士子致力于经世致用。
同时，他希望重拾官学的地位，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执行严格细致的升黜标准，以此发掘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士人。
王安石改革科举最重要的目的便是通过学校教育统一士人思想，为其变法提供人才支持。他曾经批评当时的士林“学术不一，一人一议，十人十议，朝廷欲有所为，议论纷然，莫肯承听"，让官员们“一道德"，当然可以减轻变法阻力。
《三经新义》成为官学教科书后，“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从此到北宋灭亡的近60年中，“王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成为北宋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学派。
在新党的追捧之下，王安石在儒家的地位直追颜回、孟子，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位于孟子之次。王安石之子王雩也被送进孔庙从祀。处处逐利之思
然在批评者的眼中，在传统儒学的体系中，儒者不当多言谋利之事，而《周官新义》则处处逐利之思。
譬如，王安石希冀推行青苗法，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一定的利率贷给农民与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以《地官司陡，泉府》为理论依据。
他说：“周朝设置泉府这一官职，目的在于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只有桑宏羊、刘晏粗合此意。现在的学者不能理解先王法意，更认为人主不应当与民争利，其实谬误。
现在我们要理财，就应当效法泉府之法，以收利权。
此言一出便成为众矢之的，众人皆谓王安石名为解经术，实为谬托圣贤之名，行敛民财之实。与其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韩琦便惊呼道：“现在放青苗钱，每年春天贷十千，半年之内使借贷者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让他们纳利二千。这样一来，借贷者不论远近，每年都要出四干利息。据《周礼》所载，偏远之地，只需要出息二干，现在青苗法所取的利息，已经超过《周礼》一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