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评之言确实切中了青苗法的要害。田税已重，而又强贷与民，外加其他苛捐杂税，确实伤农太深。
后世学者如元人马端临、清人鄂尔泰也都对荆公之说加以抨击驳斥。细辨诸多反对之声，或许还是《四库》馆臣的意见较为中肯，他们认为：“王安石的本意在于，借《周礼》为行富强之法造势，然而又惧怕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抑儒者之口。"
其实王安石作《周官新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其“托古改制”精神的评价也是不尽相同的。而于荆公新学与新法的评价亦是如此，或毁誉，或褒扬，至为纷纭，莫衷一是。
南宋时人，感怀于亡国的切肤之痛，更以为新法误国。与荆公新学对立的理学更借此机会打压新学以抬升自身流派的地位。首先公开攻击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孝宗时大理学家张械则更进一步要将新学斩草除根，他说：“（左）传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正误国之罪，推原安石，所谓芟其本根者，绍兴诏书有曰：荆舒祸本，可不惩乎！大哉王言也。”
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更将王安石新学斥为“于学不正””杂糅佛道”的异端邪说。宋代儒学的经世一面日渐衰退
新法的功过在历史的沉淀中自会得以呈现。
在新法的各项措施中，科举改革、保甲法、保马法得到了较多的肯定。
明人于慎行就说：“保甲之法，也就是今天我们实行的坊保之法，保马之法也就是今天的种马法，均税之法，也就是今之税粮法，凡此行数百年而未见其弊端。而以经义论策代替辞赋之法来取士，也着实可行。”
在这样的认知下，于氏最后以这样一言评价了荆公之法：“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王夫之也以为：
“荆公新法，危害深重者，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宴、市易，皆存不久之后渐罢。而“至元祜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
清人蒋士铨存《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中也说：“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思量。”
这样的评价或许更为公允，也更为温存。
然另一方面，自南宋以来，王安石其人及其学说。常常被视为导致北宋覆亡的祸酋，他的著作遭到严厉的查禁，以至于今日难以重现荆公新学的全貌。
同一时期，随着理学进一步兴盛，王安石被理学家视为学养不足，即存“内圣”之学方方面心得甚少，以至于在政治实践上谬误甚多。
正如史家刘子健所言。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代儒学的经世一而日渐衰退，强调内心修养的性理之学更为人所青睐，由此，“中国走向内存”。
但即便如此，也绝非无人对王安石有所称颂，他的江西老乡陆九渊就颇为肯定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作为。到了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通过梳理考证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对他的变法主张称誉有加。
王安石曾言“丹青难写是精神”，但他的生平与思想，却在不同时代里，时常成为不同人们所向往并论述的对象。
诚如荆公变法时的三句广为人知的口号所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在谋求经世之道的时候，大抵也不甚畏惧世人和后人的评述言说。
经世之志与富国之思为其带来了舆论的桎梏，但也彰显了其锐意改革的气魄。今读荆公《梅花诗》更可感受到这一点：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北宋中后期，官僚群体的面相很是复杂，或重道德，或擅治术，或好功名，或因循守旧，或为吏干之才，而如利公者，实属凤毛麟角。至南宋时，儒者更趋无为，既无理财富国的念想，也无相关的实践。在刺公《游褒禅山记》诗中，有一诗句道：“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间情怀，值得思量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