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型装甲汽车在南京的使用似乎颇为顺利，不仅没有出现国民党军同时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在南京巡逻时的“一走三抛锚”状况，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多次大型政治活动。有记载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参加的首次大型政治活动是1929年3-4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刚刚服役的装甲汽车就承担了要人保护任务。但这种装甲汽车出镜最多的活动还是1929年6月1日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在奉安仪式上，两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引导参加奉安仪式的队伍护送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下关码头登岸，沿着新修成的中山路一路抵达紫金山的中山陵，留下了不少照片，成为其服役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尽管没有参加战事，但从1929年型装甲汽车在南京的频繁活动来看，这种车辆的机械可靠性尚可，能应付高强度的日常使用。考虑到这是上海兵工厂初次制造装甲汽车，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尚算合格。然而短暂的和平转瞬即逝，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一触即发，上海兵工厂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制造新一代装甲汽车。
（左上、右上、左下）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中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右下）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1930年型装甲汽车
1930年3月，由国民政府警卫团升格而来的警卫旅旅长俞济时向南京蒋介石政府请求再添置两辆装甲汽车，这次定制新装甲汽车的相关文件保存在南京蒋介石政府出版的《国民政府公报》中。俞济时在呈文中称：
“窃查职旅原有装甲汽车二辆，因内部构造不尽合法，使用期间又已较久，故其中机件每易损坏，时须修理，以致往往缓不济急。且京畿区域甚大，所有该车不敷调遣，巡查难期周到。际兹国内反动余孽未尽扫除，叛逆阴谋辄欲思逞，职旅维护首都，职责尤为重要，戒备自应严密。兹为未雨绸缪计，拟恳转呈主座，饬厂新造钢甲车两辆，发给职旅，以备急需而资防范。”
运往北平的装甲汽车此后并没有作战记录。但有意思的是，同年年底，驻北平的商震三十二军开始自行制造装甲汽车，据称“仿造装甲汽车、轻冲锋车十余”，并计划在六个骑兵师中每师抽两连改编为装甲车队。不清楚三十二军“仿造”装甲汽车是否参考了派驻北平的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而国民党军在江西使用的装甲汽车不止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一种，因此很难判断具体记录中的装甲汽车型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装甲汽车大多承担保护运输线、护送要员等二线任务，并未对战局起到太大影响。
（左）交通兵第二团装备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右）交通兵第二团装备的1930年型装甲汽车与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坦克（张之维 供图）末路
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的结局目前并未发现文字记载，但日本兵器史研究者吉川和篤先生收藏有一张被侵华日军缴获的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与几辆战损的日军九四式超轻型坦克堆放在一起的照片，显然摄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遗憾的是，经吉川先生告知，这张照片时间地点均不明确，也无法由此判断曾在北平和江西服役的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是否最终回到了南京。
这辆被日军缴获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曾在1939年东京举办的“战车大博览会”上展出，并被正确地标注为“支那制装甲自动车”。另外根据一张来自战时日本杂志的照片，该车此时的涂装又有变化：正面散热器盖板上的编号被“军会特团”四字组成的圆形标志所取代（其具体意义尚待考证），侧面的青天白日徽的涂装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但车首的上海兵工厂铭牌依旧存在。
被侵华日军缴获的1929年型装甲汽车车头特写，可见圆形图案是由“军会特团”四字组成（张之维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