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坦克，更加易于制造的装甲汽车出现得更早，在一战中首次被大规模投入战场。紧随其后的俄国内战、德国内战和爱尔兰独立战争等局部战争中，装甲汽车也都曾发挥重要作用。
有据可查的在中国生产的最早的装甲汽车，是1921年上海瑞镕船厂（The New Engineering & Shipbuilding Co.）为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制造的装甲汽车。该车的装甲钢板购自英国，以平均一年一辆的速度制造了10辆，于1930年停产。但该车由外国人设计、装备由外侨组成的万国商团提供，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自产装甲汽车恐怕并不合适。
此后各路略有势力的军阀都开始自造装甲汽车，其中最有特色的可能是军阀卢永祥和何丰林在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使用从法国进口的12台雪铁龙-凯格尼斯（Citroën-Kégresse）10马力半履带底盘制造的半履带装甲车，这种车辆同样是在上海制成的。然而军阀混战时期的装甲汽车资料存留非常稀少，其改装的时间和地点大多不明确。相对于这一时期被各方大量制造和使用的装甲列车，装甲汽车的参战记载也比较缺乏。
中国最早有较为详尽资料的自制装甲汽车，是1929-1930年上海兵工厂为蒋介石政府研制的两款装甲汽车。这两种装甲汽车产量很少（可能各2辆），同样也未曾参加过太多作战行动，但它们在当时南京的警卫工作中表现活跃，参加过隆重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被调往华北与日军对峙，也曾赴江西“围剿”红军，甚至其照片还被许多国内外军事书刊当成日本装甲汽车一直刊登到21世纪。其经历反而比国民党军早期的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丰富得多。
缘起
根据台湾地区“国史馆”保存的档案，国民党军队最早考虑在上海兵工厂制造装甲汽车可以追溯到1928年3月。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贺耀祖与冯玉祥手下的将领方振武、孙良诚联合进攻据守鲁西南的孙传芳军队。当时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和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是国民党军“北伐”的主要障碍。根据方振武部获得的情报，孙传芳军中装备了14辆“坦克车”。贺、方、孙三人对此十分担忧，贺耀祖于3月24日向蒋介石发报说：
“孙逆有坦克车十四辆之说，系方部所得情报。比以鲁西地形平坦，随处皆可使用；对此无法应战，极堪顾虑。商定由职电钧座，速饬上海兵工厂制办将汽车多辆装置甲板，并每辆据置山炮或平射炮一门，以资应敌等语。”
关于直鲁联军和五省联军的装甲车辆，目前能找到的资料非常稀少。根据《中国武备图志 装甲兵篇1930-50》作者、兵器史研究者张之维先生收集的驻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报告和照片，美军军官1928年4月曾在天津附近的陈塘庄拍摄过一辆直鲁联军装甲汽车；美军军官的相册中还有同属直鲁联军的一辆来源不明的双炮塔坦克照片。考虑到当时大量直鲁联军的白俄装甲列车配属孙传芳军使用，孙传芳极有可能获得了直鲁联军配给的坦克或装甲汽车。
虽然上海兵工厂真正制成装甲汽车要等到整整一年以后，但考虑到此前可能没有制造装甲车辆的经验，不能排除上海兵工厂的装甲汽车研发与贺耀祖的要求有关。当然，等到真正造出装甲汽车，它们原先所要对付的敌人——五省联军和直鲁联军，早已灰飞烟灭了。
驻天津美军拍摄的直鲁联军装甲汽车与坦克，它们可能启发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张之维 供图)1929年型装甲汽车
上海兵工厂制造的装甲汽车共有两型，当时可能没有型号而是被直接称为“铁甲车”或“钢甲车”。笔者为区分起见，根据它们的出厂年代，分别称之为1929年型和1930年型。
首先要说明的是，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照片一度被大量西方军事书刊和网站标注为所谓“日本大阪造92式装甲汽车”，并被认为是日本早期装甲汽车之一。这种荒谬的错误可以追溯到1945年6月东南亚和印度的盟军总司令部印发的《日本武器与装备》（Japanese Weapons and Equipment）图册。直到近年大量日本资料的翻译出版，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大阪造装甲汽车”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一直罕有人指出这种装甲汽车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