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侵华日军缴获的上海兵工厂1929年型装甲汽车（吉川和篤 供图）上海兵工厂研制的两代4辆装甲汽车作为1920-1930年代国内少有的国有大型兵工厂制造的装甲汽车，其工艺水平在当时中国制造的各型装甲汽车中无疑是最高的，其性能虽然基本是一战水平，但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不少装甲汽车也是类似的水准。而1930年型相对于1929年型的改进，也让人看到了上海兵工厂在装甲车辆这一新生事物上的努力探索。
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错误的决策，1932年淞沪抗战以后上海兵工厂并未完整地迁入内地，而是拆分归并入国内其他各兵工厂，上海兵工厂的装甲汽车发展也就此告终。讽刺的是，蒋介石政权也就此失去了唯一有研制装甲车辆经验的国有工厂，导致1933年4月国民党军在江西“围剿”红军急需装甲汽车时，只能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民间企业订购，可谓自作自受。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是中国近代兵工人员试图制造装甲车辆的一次独特的尝试，而这一尝试悲剧性的结束，也是1930年代中国兵器工业混乱状况的一个缩影。
由此可见，定造新装甲汽车的原因除了原有的两辆1929年型装甲汽车因为设计不尽合理、使用强度大而出现损坏以外，还有1930年桂系及冯玉祥、阎锡山等陆续与蒋介石开战的因素。或许对1927年孙传芳进攻南京记忆犹新的蒋介石政府急需增强首都南京的防御力量，继续制造装甲汽车也成为应有之义。
或许由于1929年已经制造过装甲汽车，上海兵工厂1930年制造的装甲汽车并未在沪上报刊中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事实上，这款装甲汽车是与1929年型完全不同的全新型号。《兴华》杂志和1930年10月1日的《时报》都曾刊登过上海兵工厂1930年型装甲汽车技术特征的报道，从照片来看两篇报道内容都非常准确。《兴华》的报道称：
“其底盘系用孔时洋行最大之‘司底华特’卡车，车身四周全用四分厚薄之钢板，有机关枪位三。车身等以五彩杂色，俾在前方作战时，避免敌人目光。每辆造价，计一万六千元。昨日下午在龙华试车，成绩殊佳。闻日内即将运往前方云。”《时报》则称：
“该车用司丹华迪卡车改造，全部钢板，载重一万磅（5吨）。顶上置机关枪一，能随意旋转；车尾亦有机关枪一架，能旋转至八九十度；中可藏手提机关枪六架。车上有海照灯二，有旋转铁板，能遮隐光线，以避敌人攻击。”《时报》的报道还附有一张装甲汽车的后部照片。
从现有照片来看，这种装甲汽车比1929年型装甲汽车体积更大，而且一改原先的盒状外观，在车体前后和炮塔上大量运用了倾斜装甲板，具有良好的避弹造型。从研究者钟卜先生提供的一张在上海兵工厂炮弹厂前拍摄的1930年型装甲汽车原版照片来看，正如报道所述，该车在出厂前就在全车涂有云斑状迷彩，与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单色涂装区别很大。《时报》称该车“顶上置机关枪一，能随意旋转”，这种装甲汽车的炮塔体积较大，装有至少1挺重机枪，从照片来看似乎仅有一个机枪射孔，可能确实是旋转炮塔而非类似英制维克斯-克罗斯利1925装甲汽车那样的通过拆装机枪获得全向射界的设计。另一挺重机枪置于车尾，与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布置类似。该车底盘使用美制司底华特（Stewart）载重卡车底盘和配用实心橡胶胎的代顿（Dayton）钢制轮毂。司底华特当时在美国属于较小的汽车厂家，但其生产的载重卡车底盘性能颇为优异。有趣的是，在《时报》报道该车的第二天，经销司底华特卡车的上海友华汽车公司就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广告，称“能用以装制铁甲车，其坚固耐用可知”。
（左）在上海兵工厂内拍摄的1930年型装甲汽车，注意迷彩涂装。车旁站立的或许就是参与研发的人员（钟卜 供图）；（右）不甚清晰的后部照片
司底华特卡车和代顿钢制轮毂的广告，上海兵工厂1930年型装甲汽车使用该型车底盘交二团装甲车队与前线服役
1932年，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将分散在各部队的坦克和装甲汽车集中到摩托化部队交通兵第二团，以便维护和运用。从张之维先生提供的两张照片来看，交二团除了获得16辆英制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坦克以外，还获得了全部4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进入交二团装甲车队服役的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在涂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1929年型装甲汽车的侧面出现了青天白日徽，车首散热器盖板和车体侧面靠后的部位则涂有白色编号；1930年型装甲汽车侧面也涂上了青天白日徽，从照片上无法判断原有的迷彩是否存在，有可能一律改为单色涂装。在交二团成立初期，这4辆上海兵工厂装甲汽车可能就是交二团装甲车队的全部装备。1933年4月15日，邱炜请示蒋介石交二团装甲汽车应调往北平还是南昌时，曾这么描述交二团的装甲汽车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