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七宗罪”为了巩固皇权而设立，但实际上却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为皇权旁落埋下了伏笔，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七宗罪”制定者的皇帝，而监督执行的则是臣子。换句话说就是，皇帝为巩固皇权设立了由臣子监督管制臣子的“七宗罪”，所以这就会出现罪名为党争推波助澜的情况，掣肘皇权。
史载：（杨恽）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訞恶言，大逆不道，请逮捕治。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宣帝丞相杨敞的儿子，按当时势力划分，属于士大夫集团。这里有司弹劾他的罪名，是“大逆”外加“无道”，前面说过这种罪名落在头上，即要斩立决。那么杨恽真的是犯了这两项罪吗？显然不是，我们看他的劾语叫“不竭忠爱，尽臣子义”，意思就是不忠于皇帝，这种帽子扣在满朝文武谁的头上都可以，反正都是牵强附会。
尽管如此，杨恽仍然被处罚了，虽然免去了死刑但仍然被“免为庶人”。要知道，杨恽在当时是难得的好官，其不与贪官同流合污，所以得罪了一众大臣。
而汉宣帝也知道此事，但此时他不得不采取这种雷霆手段，如果不处置杨恽那么“大逆无道”就成空罪了，于巩固皇权一事不利，但杀了杨恽又会打草惊蛇影响到与士大夫集团的平衡。
所以采取了罢官夺职的举措，但此时“七宗罪”的缺陷正在开始暴露，打击杨恽的势力又一次使出了看家本领，抓住了杨恽《报任安书》的把柄，最后又是：
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
“要斩”即“腰斩”，也就是说杨恽又一次被扣上了“大逆无道”的帽子，被杀了。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在统治过程中却无法掌握全局，某些时候需要妥协，某些时候则需要为“七宗罪”的缺陷买单。
由此可见，“七宗罪”在执行过程中，其效力非其他刑律可比，但凡被按上任意一项罪名，对臣子来讲都是灭顶之灾，其巩固皇权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当然，其利弊参半的性质也极为明显，党争严峻之时一方给另一方扣上“七宗罪”的帽子，很容易占据上风，而且一旦双方权力失衡时，利用“七宗罪”打压朝臣，致使皇权旁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王莽、曹操等有以此类罪名排除异己的情况，进而篡夺皇权。
三、云顶之弈，“七宗罪”易引发大动乱
在很多时候，“七宗罪”的存在对于汉代官僚群体来说，如同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随时都有被落剑刺伤的风险。罪名的存在是为了巩固皇权，而与皇帝联系最密切的那些人，更容易遭受“七宗罪”的处罚，并不一定非要身居高位，因为小人物也会有大罪名。
医官、车骑都尉，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位低权小，但仍然逃不过“七宗罪”的制裁。
汉朝有一车骑都尉名唤韩昌，官职虽小但仍然被冠以“不道”之罪，起因则是其与光禄大夫出使匈奴时，与单于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作为使节对这种条约有签订权和解释权，但此二人仍然被问罪。要知道，汉代“不道”之罪的构成要件是涉及皇权统治、官吏失职、危及皇室人身安全三个。
基于此，除了朝堂职官群体外，医官之类的皇室服务群体，也都在“七宗罪”的制辖范围之内。如西汉时期“许后暴崩”，暴崩原因众所周知是霍家搞的鬼，但皇帝对此无可奈何，而诸位医官，在没有查出是毒害之前，全部被冠以“不道”之罪，是为：
吏捕诸医，劾衍侍疾亡状不道。
可见，汉代“七宗罪”的打击范围极广，这也形成了一股恐怖色彩。上至针对皇亲国戚的“大逆”罪，下到针对这些普通官吏的“不道”罪，乃至于普天之下皆通用的其他诸罪，无疑都构建起了汉代皇权的刑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