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高压态势下，对皇权统治而言利弊共存，因为高压之下必有爆发，而一旦爆发则势必会摧毁当前的皇权地位。爆发的引子，便是定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即量刑标准。汉代在“七宗罪”的量刑上，贯彻着皇权至上和社会平衡两条标准，对于侵犯皇权的，不会有任何容忍，至于其他情况则有所通融。
如西汉平帝诏：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皆勿得系，涉及不道罪除外。
也就是说，妇女只要没有自己犯法，就不要抓捕，八十岁的老人七岁的孩童也不必索拿，看似充满了社会平衡的意味，但“不道罪除外”却又体现出了“七宗罪”维护皇权的性质。
进一步来看，汉代统治者对侵犯皇权的行为，采取着零容忍的态度，形成了严打态势。而这种严打，无疑在朝廷内会引起大动乱，甚至于在一定时期内会引起社会动乱，而汉王朝最突出的就是朝廷内部的动乱。
主要有两个典型事件，一是西汉末王莽假借维护皇权统治为名，用“七宗罪”排除异己；二是东汉末年曹操也以类似的手段排除异己进一步集权。本为巩固皇权的“七宗罪”，最终却引发朝政大动乱，形成了皇权旁落的局面，发人深省。
结语
西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汉宣帝时期“霸王道杂之”，无疑都是“外儒内法”的基本形式。“外儒”是对封建统治的思想铺垫，而“内法”则是巩固皇权的必要手段。汉律“七宗罪”在皇权社会中逐步成形，为汉代巩固皇权维持统治，确实提供了诸多便利，很多时候也达到了巩固皇权的目的。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非同小可，皇帝以此巩固统治，朝臣以“七宗罪”为斗争工具。
无论是从西汉时期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斗争，还是东汉时期以宦官外戚为中心的斗争，都闪烁着“七宗罪”的影子。皇帝为了巩固统治，进一步维持封建秩序而制定的“七宗罪”，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在吞噬皇权，最终“七宗罪”成为了朝臣间接向皇帝夺权的工具，正应了《左传》中“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