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孙刘联盟抗曹谋求犄角之势，这是人谋的直接因素；那么，政治家、军事家的筹略得失及其际遇，也是组成三国鼎立的重要原因，这是人谋的间接因素。
政治家、军事家的筹略得失及其际遇，是人谋的间接因素。
最早提出三分思想的是孙吴谋臣鲁肃。公元200年，鲁肃过江对孙权说：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的规划有两个方案。
一是趁北方多务，赶在曹操南下之前进伐刘表，以长江天险，形成南北对峙，此为上策。
二是如若上策不能实现，便退而求其次。鼎足江东。
由此可见，鲁肃是一个务实派的政治家，他的规划是要依循客观形势的变化，向着可能的趋向而行动。所以当曹操南下荆州之后。他就坚决主张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修正孙吴立国的上策路线以求下策，从而与蜀汉的隆中路线相吻合，取得了赤壁之捷。
直接规划三分的是诸葛亮和鲁肃，但他们两人都只是规划了三分之形，都不守三分之势。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兴高帝之业，即统一中国，只不过诸葛亮扶的是刘备，鲁肃辅的是孙权。诸葛亮、鲁肃之谋是合吴蜀两国之力，共灭曹操。假如没有周瑜、关羽、吕蒙、陆逊打乱诸葛亮和鲁肃的谋划，三国鼎立或许不能成立。曹操不敢称帝，正是有吴蜀联盟，曹丕篡汉选择在吴蜀交恶之时，这当然不是巧合。从灭曹魏的大局来看，孙权攻荆州，刘备复仇，都是不明智的。但正由于孙刘的失计，吴蜀削弱，曹魏增强，才形成了三国鼎立。由于孙刘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增强自己，所以双方的交恶就很难避免，不达均势，则不停止。三分的均势并不是诸葛亮和鲁肃的本意。这说明，三分虽然是出自“人谋”的规划，但又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而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演成的必然之势。
周瑜想阻挡这个势头，他执意要进兵西川，由于无力跨越刘备这个障碍，含恨死于巴丘，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三气周瑜，逼死这位英名盖世的江东宿将，情节是虚构的，而事情却是真实的。孙权逼鲁肃讨还荆州，鲁肃不能办，也因忧郁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周瑜死年三十六,，鲁肃死年四十六，都在风华正茂之时而陨落，这都不是偶然的。鲁肃早死，关羽骄矜。诸葛亮和鲁肃的谋划遭到破坏，是吴蜀两国的一场悲剧。由于荆州所处的要冲地位，关系着吴蜀两国霸业的成败，其势为两国所必争，这场悲剧是难以避免的。这又说明孙刘的失计带有必然性。
三国鼎立时期的各种偶然和因素，都是“人谋”的得失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某些由“人谋”导致的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悲剧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假如刘备和诸葛亮，尤其是守在第一线的关羽，外交上灵活一些，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致于如此之快，即使爆发也不致于出现那样的结局，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刘备在外交上若能做到缓吴之攻，一旦得了关中，那时吴国也许就不来索讨荆州了。这一假设有无现实性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赤壁之战，孙刘并力，刘备占江南，孙权占江北。刘备借江北也是形势所致。如果孙权不借，又不能控制刘备，江北处于曹刘夹击之中也是不能守，孙权审时度势，把江北借给刘备，树曹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进攻合肥，筑起了江北防线。然后又掉过头来争荆州，向刘备讨南三郡，以江北易江南，有分寸，有道义。不幸的是刘备和诸葛亮过于执着“人谋”预画的隆中路线，不识大体。如果刘备也像孙权一样豁达一些，能够审时度势，西取益州之后，主动退守夷陵一线，把江北还给孙权，吴蜀并力向北，刘备早得了汉中，北出秦川，孙权东攻合肥，荆湘联军指向襄阳，曹魏危矣，也许隆中路线得以完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