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导了一场变法改革，结果背了几百年的骂名,一度还被当成和秦桧相提并论的大奸臣。他就是王安石。
场变法，他应该酝酿了大半辈子。
年少时他随父亲辗转各地，见识了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在致仕的前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地方上做官，也亲身体验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
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
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
这还是在那个被人称颂的盛世，一方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汴京那如《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个商贾云集，繁华似锦的都市，而另一面，在广阔的乡野，还有更多的“十室灾八九”的凄凉景象。而劳苦大众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的残酷，更多的是统治阶级的盘剥：
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
乡邻铢两徵，坐逮空南亩。
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
利益集团对于普通百姓的困苦生活根本就无动于衷。北宋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各种社会弊病突显，社会矛盾也日益锐化。少数的有志之士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在他刚步入仕途时，北宋政坛上经历了一场风暴，以范仲淹为首的一帮改革派施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然而尽管这些新政还没触及到土地兼并这个社会主要弊端，但仅仅是裁撤冗员便是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短短一年时间，这次改革便偃旗息鼓了。
然而改革的种子应该已经他的心里种下了。改革派领袖范仲淹也成了他一生的偶像。在他做鄞县（今宁波）知县时，当时范仲淹正好知杭州，他终于有幸见到了他的偶像，于是先后写了好几篇文章献给范仲淹。后来，范仲淹病逝，他又满怀悲痛写下了《祭范颖州文》，深赞范为“一世之师 ，由初起终，名节无疵”。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做地方官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观察和总结社会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在嘉佑三年（1058），他向宋仁宗献万言书，就指出国家财力困穷是因为政府理财无方，需要变法。这篇文章可以被当作他日后变法的施政纲领。而此时老迈的宋仁宗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变法，再也没有那个锐气去做折腾了。
直到十多年后，等到了宋神宗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颇有一番要做唐皇汉武的志向，而且也一直仰慕王安石的才华，于是便把他调到中央，探听口风。结果是一拍即合。神宗说自己想要实现天下大治，向唐太宗学习如何？王安石直接给他画了个更大的饼：咱要学就学尧舜！听的神宗热血沸腾。为了坚定神宗的改革决心，他后来又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打破所有的约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打破了约束，短期内方便了新政策的执行，但同时也造成了更多制度的漏洞，更加强了皇帝的集权，为后人诟病。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法，比如有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等，旨在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富国强兵。所有法令，应该都是经过他长期思考摸索的，也有些也是经过试验的。比如那个他引以为豪而被别人痛骂的“青苗法”。还在鄞县知县时，他就尝试将县府粮仓的粮食借贷给农户，约定到秋收之后让他们交纳少量利息偿还。这一措施收到了百姓的广泛好评和支持。但他怎么也没料到，在他治下收到良好效果的法令推广到全国后，却得到灾难性的后果。又比如“市易法”，政府设立机构专门收购滞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去。如果执行得好可以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更可以极大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结果往往沦为部分官员敛财的工具。
除了前面说到的范仲淹，性格执拗乖张又极其自负的王安石恐怕一生之中没有把几个人放在眼里。他在扬州做淮南签判时，韩琦正是他的上司。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第二天一早蓬头垢面的就去上班。韩琦见到后，还误以为他沉醉于酒色，告诫他说，年轻人，不要就这么放弃自己,应该多读书。但是王安石都懒得辩解，直接就走开了。后来他私下里评价韩琦说：“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