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城前，花街靠近溪滩，其北泉村街比花街更加热闹，市集的中心在尚书坊。泉村街、花街形成两溪五桥的城市格局，溪旁的花柳园林陆续建了住宅，逐步繁荣，故而成为新县城的选择地。
新城建设
成化年间，县令拓展了花街。弘治十六年（1503年），知县刘弼新筑县后街，在县治后。人称新街，新街之西即小西门。正德八年（1513年），知县祝弘舒建城池的四门，东迎辉，南观海，西延照，北仰山，各建城楼。
县衙南县前直街口建牧爱坊，南五十步有阜民桥，桥畔有前王、后王家族。北首后王，称泉溪王氏，是黄岩宁溪王氏后裔；南首为前王，居花山九老王崧的后裔，民国文人王薰居此。王薰的父母遭遇光绪十五年的洪水，诗文卷集被淹；后王的王宗莲时年幼，爬到柜子顶上，方得免难。桥东的林氏故居，为旧大家。
县治前称县前横街（今方城路），东百余米通十字直街（称横街，今北门街），西五十步通后街（当街井）。嘉靖年间，阜民桥南建尚书坊，为纪念赵大佑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而立。其南邻十字横街（原花街，后称人民路）。
县城中心在十字街，即今卖鱼桥处，通往四个方向的城门。东门向新河方向；出南门经大远桥，通隘顽、松门；西门外通梅岭；北门经江岙岭（莞田岭），通温岭、乐清。
建城后，后溪岸路（泉村街）逐渐冷落。中溪流经西门灵泉桥，入城穿凤尾桥，到尚书坊东的太平桥，终点在社堂桥，溪流由明流渐变为潜流，在卖鱼桥流出汇入江家溪。
卖鱼桥又称太平社堂二桥，俗称中溪社堂。县志载：社堂桥。在十字街。溪流西面原为明流，至清末、民国已然成为潜流。卖鱼桥桥址北，明代有府公馆，在按察分司东，成化二十年县丞范亮建。明代的主街花街，终点至卖鱼桥。卖鱼桥东中司前街或即位于按察分司前。卖鱼桥、中司前为商贸集市的中心。
中司前街往东是滩涂（地下发掘较深青紫泥即旧海相沉积物）。今人民路东门交通指挥灯处为新城的东门，其外是水潭、河道。
花街随溪而立，后来中溪堙灭了，街道延续存在。民国时，卖鱼桥为一座小石桥，南北均有桥堍。县警察局在桥边设一警察岗亭，以维护卖鱼桥附近市场及交通秩序，可见其城市中心的地位。
城池兴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前后，县令曾才汉在东门垒石作水洞，上作飞阁跨其上——钟鼓楼。古城的完工于三十二年（1553年）。志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五月，倭寇从松门登岸，翻越珠村岭石牛岭至南门攻城，赵孟豪率民兵守御，邑人王庚计谋以火药攻退，城池得以保全。估计此时南城尚未完工——女墙——呈凹凸形小墙未筑，此地城池较低，易于攀登。此后，城墙建设步伐加快，1553年完工。邑人毛士识作《癸丑邑城告完作太平曲》，诗曰：“高城夜柝间，曲巷弦歌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城防坚固，夜间有人敲梆，居民可安居乐业了。癸丑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加快修筑县城，是县令赵南豪的决策。嘉靖三十一年倭寇侵扰频繁，于是知县增加、催纳赋役，引起邑人反感。而倭寇侵扰到县城，居民才意识到赵县令修县城为的是百姓安危。黄岩县令高材是个贤明县令，他得到百姓的称颂，而黄岩没有修筑县城，受倭寇烧杀抢掠，损失惨重。朝廷怪罪，高材被免职，其子即高攀龙。
抗战时，古城小西门、南门城墙挖开垛口，便于居民疏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旧城改造，修筑东门外公路，拆东城墙，筑东门公路，今为东门北路。1980年古城全拆。
拆东门城墙时，中司前街的南侧房屋被动迁了，从卖鱼桥到东门新辟人民路，西延至原花街，东辟新路。中司前街的半边街则被冷落了。
宋代金氏修建花街风貌自然。元代，旧城有“五桥风月双溪水，两岸楼台十字街”。明代依然是五桥双溪的风光，溪岸阁楼里一派读书景象。宋、元楼阁要少一些，但多了“列树梅杏”等花柳、溪桥、庭阁。明代的县城街道布局至二十世纪80年代才被彻底打破。
部分图片来自当地档案局（馆）及林中梅
来源：中国台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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