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彻底性表现在：一方面用政治的力量彻底将风雨飘摇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打破，使旧贵族仅存的赖以栖身的社会力量剪除，继而建立起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单元。当旧贵族身后的族消失了，他便也失去了立身的根本。吴起在魏国受到排挤，跑到了楚国。也提出过“三世而收爵禄”，主张“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主张。不幸的是，当楚悼王刚刚去世，吴起便被旧贵族群起攻杀。较之而言，申不害在韩国以强化王权为核心的变法，齐威王以“尚贤”为核心的变法，其变法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皆源于其对旧贵族的冲击要小的多。当秦孝公死后，失去强有力王权支撑的商鞅也很快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扑，以致被施以极刑。这和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死后，几乎一夜之间，六国的旧贵族纷纷宣布复国，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其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如黎明来临之前的黑夜，总会异常的黑暗。正如医学上临死之人，总会在回光返照使显得异常的清醒。
另一方面，商鞅变法的“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更是拔掉了旧贵族手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彻底的打破了旧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界限。这就好比被脱下了长袍的孔乙己，连最后一份作为“读书人”的体面都不复存在了。
以色列天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代表作《人类简史》中写道，这个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部落放弃采集而开始耕种，整个人类都已经无法再回头了。当商鞅变法在秦国获得成功，也同样意味着，这种趋势必然将如燎原之火，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正如影视剧中，当秦孝公病卧在塌，东方六国遣使慰问。当使节在朝堂之上要求尚为储君的太子赢驷遣返六国奔往秦国的逃民时，赢驷所说的那般：天下民众，从善而流，三晋入秦人丁已超过百万。这是秦国新法吸引而来，绝非挟持而来。若诸国不服，要因此而反目，只怕是秦国将会增加更多的城池、土地和人丁。可笑的是，六国没能明白这个道理。直到秦国的马蹄践踏了他们的领土。当大秦帝国建立之时，在他们的国土上最终迎来了深彻的变法，可惜，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这就好比经常在健身房听到的一句话：与其让别人对自己狠一些，不如自己对自己狠一些。
其实商鞅变法的成就或许远非我们从教科书上读到的那么简单。我也从来不认为如专家说的那样，它仅仅构建了一个战时的法治社会。所以，与其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中国打下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基础。倒不如说正是商鞅变法夯实了秦汉将近五百年大一统的根基。进而推之，或许正是这将近五百年的大一统局面，使中国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走向了与欧洲小国林立的格局不同而更倾向于大一统的道路。当然，欧洲贫瘠的土地也使其不具备如商鞅变法般彻底打破封建贵族与平民间阶级对立格局的经济基础。
直到魏晋时，门阀贵族再次兴起。其实与商鞅变法中所击垮的旧贵族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也正好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二者对立统一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