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影响下,隋朝科学文化也有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传统的天文历法数学有突出的进步。
开皇二十年(600年),著名天文学家刘焯(544-610年)制订《皇极历》时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采用定朔,并定岁差为七十五年差一度(换算成现在的度数为76.1年差1°),已同准确值接近(今测为每隔71．6年差1°。当时欧洲还沿用100年差1°的数据)。《隋书》，卷17，《律历志》记载他所著的《皇极历》，曾在理论上提出测量子午线长度的方法，目的在于否定过去所谓表“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实测子午线没有实行， 《皇极历》也未颁行。
隋朝另一位天文学家丹元子，按照晋人陈卓所定的星座，把恒星表编成通俗的七字长歌，名为《步天歌》，共七卷，文字浅近，便于传诵，广为流传，对普及天文知识起了良好作用。
此外，隋朝天文学界知名人士还有刘孝孙，庾季才、庾质、卢太翼、萧吉和耿询等人。他们对当代天文学均有贡献，其中耿询原是南朝人，后被隋将王世积所俘，沦为家奴。他曾向友人高智宝学天文算术，发明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妙耿询又“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
文帝时将耿征为官奴，炀帝时才免奴为民。
其次，在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影响下，隋朝地理学也前进了一步。
特别是地图的绘制，当时已有相当科学的方法。
隋炀帝时，为了发展西域的通商路线，裴矩曾搜集中亚西域地区资料，《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
“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这是一部用丹青绘图的完整地理著作。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曾命臣下撰成《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卷首有图， 《大业杂记》记载：
“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
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学发展史中占有相当地位。
再次，工程建筑的突出成就是赵州安济桥的兴建。
此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南五里的浚河之上，是隋大业年间由工匠李春监造。
安济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大桥不但是我国最古的石桥，而且也是最早建造的一座“空撞券桥”。
它由四十五块左右一吨重的石块砌成。桥长50．82米，宽9．6米。券的净跨度为37．45米，是古代有数的大券。券的高度却只有7米多，与跨度之比约为1：S．23。大券两端还各有两个小券，既可减轻大券及桥基荷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设计精巧科学。小券又能对石桥本身增添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
大桥的跨度弧和小券的设计，在我国古代工程技术上具有极大成就，表现了当代科学家和劳动者的高度创造才能。这种“空撞券桥”建筑，在欧洲始见于十四世纪法国泰克河上的赛雷桥，但比我国的安济桥已迟了七百多年，且已早毁。因之，安济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桥”，也是在我国建筑史上桥梁建造的光辉范例。
再有，隋朝医学也有显著的进步。
隋朝医学在人类长期和疾病创伤斗争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显著的进步。隋代医学名家辈出，许智藏、许澄、甄权、巢元方等人都是当代的名医。
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著的《诸病源候总论》，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医学水平。该书五十卷，内分六十二门，一千七百二十论。主要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和证状，并且包括了疾病的诊断和预防。书中所列的主要病类，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秽、痔瘘、痈疽等，几乎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神经精神等各科疾病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