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注重耕耘土地、收获粮食，一个个小家庭得以生存，并在慢慢的积累之中形成强大的中华文明。而在耕种活动当中，牛作为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便开始得到了大规模培养和大范围普及。
当时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之时，牛耕技术无论是在各方面都已经渐入成熟，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由于北方地区夏季炎热干旱，冬季寒冷难耐，导致当地的农业种类主要是以旱地耕作为主。因此，黄牛这种本土牛种便在此时成了最符合大众需求的耕牛。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炎热还是寒冷的环境下都可以正常劳作，饲养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时还可以起到除直接耕田外的其他相关作用。
除了可以在现如今出土的许多文物当中看到黄牛的图像外，一些流传下来的诗歌也能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黄牛在那个时代的普及，“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
与此同时，在南方特殊的自然环境之下，水牛，也称青牛，成为最普及的牛种。由于水牛皮厚且汗腺并不发达，导致其需要在炎热的夏天进入泥地当中缓解热度，而这则恰好与南方多山多水和较为闷热的地理相吻合。
此外，水牛在生理构造如膝关节、腹部、表皮等方面也使其足以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再加上吃苦耐劳、易驱使的“品质”，足以让人产生一种不把它拿来种田都是在暴殄天物的感觉。
除了是因为水牛自身的特性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外，当时经济重心的向南转移也是水牛数量快速增长的关键。毕竟如果南方地区人烟稀少，在没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水牛也普及不到哪去。
使其有趣的是，由于水牛中国传统神兽“兕”在外形上较为相似，这促使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富贵人家都喜欢乘水牛出行，“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当然，水牛和黄牛的分布肯定不可能仅仅各自单单局限于南北方，只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呈现此种状况而已。
除了黄牛和水牛这两种外，牦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类。相比较之下，牦牛无论是在分布范围还是在数量规模上都无法与前种牛相比，但它牦牛粗实的毛发、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心肺功能使其足以在高原缺氧且寒冷的环境下生存劳作，这对在高原地区生存的民众来说是关键的福音。
而由于分布地区的限制，导致牦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载最初多是与少数民族相关，如《四夷传》中记载西域“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
但是，随着不同政权之间频繁发生交流，部分牦牛或是由于进贡，或是由于战争，得以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因为牦牛毛发粗壮，导致它很难适应低海拔地区的炎热气候，脾气较为暴躁，强健的身体也使其难以被驯服，并不太适用于大规模耕种推广。
即便如此，牦牛依然与黄牛、水牛一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挥了同等的耕种重要性，毕竟它们都是无可替代的牛种。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混乱的社会局面，导致几乎所有行业都蒙生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养牛业便是如此。此外，相比较农业来说，养牛业在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也更高，并非普通民众可以负担得起。
两种因素之下，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牛业主要以官营为主。民间虽然也有记载和分布，但却只能占整个养牛业的很小一部分，相关记载也较少，无法做出确切探讨。
在官营牛业机构当中，牛的来源主要分为自然繁殖、战争掠夺、纳贡和民间获取。其中，自然繁殖必定占据的绝大多数，而战争掠夺和纳贡则可以为中原地区提供新的牛种，前文所提到的牦牛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