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腐朽不堪的明王朝迎来它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以下称为崇祯）。
崇祯继位后，立刻办了一件大事，将魏忠贤缢死。17岁的皇帝，刚刚登基就除去了魏忠贤以及同党，新帝之威，似乎为破败的明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
崇祯与其他王朝的亡国之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亡国之君大多都是昏庸之辈，而崇祯则是明朝少有的勤政之君。
面对内忧外患的明朝，而且刚刚遭遇松锦之战新败，明王朝一时间风雨飘摇，就在此时，势大力强的清朝之主皇太极却主动提出议和，令崇祯大为意外，尽管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愿意一试，毕竟这样的机会对此时的大明朝来说，弥足珍贵。
崇祯将议和之事交给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并且私下对陈新甲明言“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为陈新甲议和之事定下了基调，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多次对陈新甲反复重申，此事一定要保密，因为明朝的官员很讲求气节，如果议和一事提前泄露，恐怕此事便难以完成。
马绍愉在陈新甲的举荐下，作为明朝的议和使者前往沈阳见皇太极，皇太极对他十分重视，出迎20里，表达对议和的诚意。
不过诚意归诚意，在谈判桌上，皇太极一方却没有轻饶马绍愉，由于松锦之战刚刚胜利，皇太极狮子大开口，提出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明朝需要每年拿出岁币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
马绍愉因为松锦之战新败，在谈判桌前自然短了气势，但是他代表明朝利益，依然据理力争，最终谈到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的岁币条件。
马绍愉争取到的条件已经非常到位，这些岁币对于军费开支来说，可谓“不值一提”，所以马绍愉得知皇太极同意这个条件后，便急冲冲地给陈新甲去信，告知他这边的议和成果，结果，这封信放在陈新甲桌子上的时候，被下边的人当成了普通的塘报，将此信件交给了塘官传抄。
如此一来，明朝的文武百官全都知晓了此事，曾反复强调议和需要保密的崇祯十分愤怒，随后将陈新甲入狱，议和之事从此也就彻底停止，以崇祯拒绝议和草草收场。
崇祯为何最终拒绝与皇太极议和？原因很简单，他虽然明知道在当时答应议和，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拒绝议和，只因他不愿意失去气节，因为明朝的朝廷十分重视气节，崇祯不愿意做一个被文武百官唾骂的皇帝，换言之，为迎合群臣，留存美名，而做出对国家不利的决定。
陈新甲本来就是奉旨办事，崇祯却在事情败露之后，与其撇清关系，不顾部分大臣的劝阻，坚持杀掉陈新甲，对那些清流文官，表达自己气节犹存。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皇帝为了延续大明朝铁骨铮铮的气节，坚持成为一个“永不屈服”的皇帝，甚至连南迁都觉得丢人，最终以死明志，为明朝守住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美名，但是却将祖宗的江山拱手让给了清朝。
明朝的大臣当中，其实也有看清形势的主和派，只不过势孤力薄，最终没能影响崇祯的决定。比如杨嗣昌。
杨嗣昌便是明朝大臣当中为数不多的主和派，他清晰地看清当时的明朝局势，无论是兵力还是财力，明朝当时都不如清朝，更何况明朝当时有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力非常大，同时与李自成、皇太极两线作战，对明朝十分不利。
杨嗣昌认为，应该先稳住皇太极，暂时稳住东北边疆的局势，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内乱，为明朝争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节省没必要的军费开支。
但是杨嗣昌的想法被当时主战派卢象升坚决反对，因为卢象升在残酷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为了讨崇祯欢心，卢象升在表达对清朝战争态度时，过分夸大明朝的实力，甚至言之凿凿的对崇祯表示，满清并不可怕，甚至皇太极也是可擒的。
最要命的是，卢象升对崇祯说这番话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在前一日就已经撤军了，但并非是皇太极畏惧明朝，而是战略性撤退，毕竟在屡次的战争中，清兵也受到很大损失，需要恢复国力，军队也需要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