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还得从“元祐更化”说起，宋神宗病逝之后，年仅9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虽然执政能力非常出色，一度形成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在此期间赵煦备受冷遇，且生活各方面受到诸多限制，这使得他与高太后之间矛盾极度尖锐，这也延续到了他对元祐党人的厌恶之中。由于高太后执政期间大肆起复旧党官员，赵煦在亲政之后便自然对元祐旧党进行了打压。
神宗病逝之后的“元祐更化”，重新起复的旧党大肆打压新党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崩逝，年仅九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于皇帝年幼，宣仁太后高氏按宋真宗皇后刘娥先例，垂帘听政。
宋神宗驾崩之后，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高太后向其询问执政方针，司马光连上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广纳谏言，废除新法”。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的身份入朝拜相，而另一位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的吕公著也重新被起复，拜为尚书左丞。
宋神宗时，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隐居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在其重新被起复之后，多年来遭受的压制全部爆发，他将变法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并全盘否定新法，认为新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在他的主持下，新法大部分被废除，旧法被逐步恢复。
自此开始，新党旧党之争重新燃起，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之中，旧党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从未停止。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通过大肆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甚至不惜通过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而其中之最，便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车盖亭诗案。
由于新党蔡确曾在立储之事中与高太后有怨，旧党于是利用这一矛盾，对整个新党进团进行了数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蔡确不仅被贬，且和章惇、韩缜一起被斥为“三奸”，而对于早已被司马光贬斥的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度重贬，甚至连地方为官的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也没有放过。
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之中，她不仅对司马光信任有加，甚至在司马光死后，仍旧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贯彻到底，而旧党的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均在此期间受到重用。几年之间，朝中完全被旧党把持，而新党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赵煦与高太后矛盾激化，并延续到了新旧党争之中
虽然高太后的执政才能非常出色，其“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史称“元祐之治”，而她本人更是被誉为“女中尧舜”。然而，由于她与哲宗赵煦之间尖锐的矛盾，导致朝中党争极为严重，造成了一定的朝政动荡。
高太后与哲宗赵煦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皇帝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自然没有问题，但到赵煦十七岁亲政之时，高太后仍然持续听政，而大臣们同样没人劝说太后撤帘还政。由于高太后的座位与赵煦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奏事时，便是背对赵煦，以至于赵煦亲政后谈及垂帘听政，说自己只能看见官员的臀部和背部。而由于官员们向来只向太后奏事，有事也根本不皇帝意见，这导致赵煦一直就像个摆设一样，赵煦虽然对此极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在朝堂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这句话中，已经暴露出了极大的不满。
2、生活方面：高太后在生活上对赵煦的管教极为严格，为避免其亲近女色，便派了二十多个年长的宫女照顾其起居，甚至连其自由活动空间也加以限制。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时，大臣刘安世和范祖禹直接上书要求皇帝自重，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虽予以了搪塞，但事后却对赵煦身边的宫女逐个进行了审问。此外，大臣们更是希望通过教导，使得赵煦成为一个宋仁宗那样的仁君，而不是宋神宗那样锐意进取之君。这一切，看似是为了宋神宗好，但长此以往却激起了其严重的逆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