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座炉，年铸三千八百八十四卯，共钱三十四万七千二百六十四串六百六文一毫零，添作运钱官役盘费之用，实存钱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三十二串三百三十七文五毫。”
这样的铸币规模，共雇佣炉役1974名，每炉设炉头1名，匠役20名。这些雇佣的工匠大部分来自外地，有的携家带口来到广西府，人口不多的广西府城一下涌入这么多人，再加上当时又是通往两广的主要通道，广西府城热闹非凡，迅速繁荣。
都说盛世修志。此时担任广西府知府的周采主持纂修了乾隆《广西府志》，乾隆四年，时任铸币局负责人的云南迤东道观察使储之盘到广西府视察，周采请储之盘为《广西府志》作序，储之盘写下了“迩以沙水之宜，煤薪所产，奉命设局鼓铸，建署于兹，而予为之总摄其事。比至则见鹤峰耸峙，翠屏横列，远近诸山，呈青献秀，历历可观。宝源既开，商旅络绎，车马辐辏，百货杂陈，气象更新，俨称东南一都会焉”的赞美之语。
三、广西府铸钱如何运到京城
广西府所铸之钱运输路线为:广西府—广南府板蚌—西洋江口—土黄—瓦村—板达—剥隘—平村—绿冲—百色—南宁—梧州—桂林—湘潭—汉口—通州。
京钱在广西府完成铸造后，由长运官2名、办解杂职5名，连同发钱官共同核对数目，将钱文装入竹篓，竹篓里面用草席铺垫，外面用绳索捆扎结实，雇募马9000多匹，牛14000多头，每次用牛、马3400多头（匹），运钱49000余串，轮回7次，运到广南板蚌。动用这么多的牛马运钱，是何等壮观，在泸西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钱驮运到板蚌，广南府知府组织工匠打造木匣，由水运官负责查明，用木匣盛装，再用封条封好，每匣注明串数和斤数，下船运到百色，然后雇佣八竿船经过南宁、梧州、桂林，在桂林起剥换用桨船经洞庭湖，运至汉口存放于汉阳县库房，通过漕运将钱文运到通州下船，再雇车运到京师的宝泉局。运京钱文经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各省之时，各省督抚一面将钱文入境时间报到户部，一面令沿途各处地方官帮助雇找船只，派遣兵丁昼夜看守。
为保证钱文运输，清朝廷制定了详细的处罚条例。如运员无故中途停留，或夹带其他货物要处罚；运钱的船在里河沉没，要照价赔偿；运钱船只所经地区的官员如未派人看守导致钱文丢失，要按数赔偿；沿途官员如不协助雇找船只，导致船户抬高运价也要受处罚；如果不能按期运到，哪里耽搁，处罚哪里的官员。
阿庐文化中心铸币雕塑 | 县摄协提供
四、广西府铸钱多次停铸和复铸
乾隆三年(1738年)第一批钱文运到京师后，云南巡抚张允随即请求停止广西府铸造运京钱文。其理由是：
第一、运输困难。云南地势险要，从广西府至板蚌的旱路均为“崇山峻岭，鸟道羊肠”，况且运送钱文须用牛马，以每牛驼钱12串，每马驼钱18串，牛、马各半计算，共需牛14000余头，马9000余匹，不易招募。
第二、云南本地铸钱技术不精，按照京师的铸造搭配比例，铸出的钱文不符要求。
乾隆帝接到奏折后要求大学士具奏。大学士鄂尔泰在同户部研究后认为，既然广西府铸钱运京“节省数目不能如原议之多”，那么广西府铸钱运京一事可以停止，于是乾隆帝颁下谕旨说道:“滇省广西府鼓铸运京钱文自乾隆四年三月为始，停其铸解。”
虽停止了广西府鼓铸，但由于规定的停铸时间为乾隆四年(1739年)，而乾隆三年到乾隆四年为止，广西府又铸出钱文344600余串，这些钱文依然要运到京师。云南巡抚张允随请示朝廷，他在奏折中说:“自三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四年三月底止，应铸出钱文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余串，接流运京，需牛马二万余。今自四年起，若又将此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余串之钱一时并运，势必顾此失彼，钱、铜两误，拟应请将三年四月以后所铸钱文，分作三年运京。”朝廷以“京城钱价昂贵”为理由予以拒绝，要求云南按时按数将钱文运送到京。接到户部回复之后，云南总督庆复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以期完成任务。一是将脚价银全数发放；二是按照地域对脚户进行分工，东川附近的脚户（赶牛马的人）专责运铜，广西府附近的脚户专责运钱。同时张允随又以运送困难为理由，请求减铸一半。户部尚书纳亲提出异议，认为既然广西府初次运京钱文业已运到，且云南的脚户已经领运剩下钱文，那么运京钱文完全可以继续运送；广西府已经铸钱3年，铜铅原料充足，工匠技艺熟练，应该可以按照原有数量继续铸造运京钱文；至于运输问题，可由改变运输路线和增加脚价两种方法解决，为此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建议到:“有广南府剥隘地方，为商贾通衢，该由此路转运较为便易；或于定价之外，量加脚价。”这样每串运京钱文成本既不会超出1两，也不会造成云南百姓不便。为保证京钱的运输，他还建议将广西府剩余铜材通商一事暂时停止，直到运京钱文运完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