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后,值孝庄太后驾崩大丧,康熙帝没有回宫,单独找到高士奇秘密问话。这回,高士奇说了真话:于成龙没说假话。
康熙帝问:为何没人弹劾?
高士奇答:谁不怕死?
明珠及余国柱都是康熙帝特别信任的内阁重臣,权倾朝野,结党揽权,“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误,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即如陈紫芝参劾张汧疏内并请议保举之员,上面谕九卿应一同严处,票拟竟不之及”(《清史列传·明珠传》)明珠是康熙帝倚重的阁臣,经常对最高指示,“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
他有恃无恐,公然矫旨擅权,让群僚投鼠忌器。
康熙大怒:有我在。他们的势力能超过四辅臣吗?我要将他们罢免,则全部罢免之,有何可怕?
康熙帝再次宣示自己的绝对权威,是任何权臣都不能侵犯的。出头便打!他才是真正的老大。高士奇窃喜,其实他正与被起用同沙俄谈判的全权代表索额图、复职新任礼部尚书的熊赐履、刑部尚书徐乾学,建立了新的政治同盟。
高士奇说:皇上做主,有何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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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宫的高士奇,不再给明珠卖消息了,而是找到亲家徐乾学商量怎么写好弹劾折。一年前,徐乾学在左都御史任上,就与明珠亲信余国柱、佛伦有过过节。
徐乾学写好诉状,找到新任左佥都御史郭琇,让他出面报告给康熙帝。康熙操盘,两路夹击,诉状一呈,便革了明珠和余国柱的大学士。时为康熙二十七年二月。
史书上所载的郭琇参劾明珠、余国柱的八大罪状,实为高士奇出谋、徐乾学草拟。而这起著名的政治事件,真正的策划者却是对他们特别信任的康熙皇帝。
这件大事,后来被李光地作为本朝时事,写进了《榕村续语录》。当时,李光地因请假回家探母,他是刚卸职的翰林掌院学士,兼日讲官和起居注官,在御前讲幄。聪明的他,是不会胡乱杜撰康熙帝亲自指挥、督办明珠大案。
康熙帝第一次弃用索额图,其实与高士奇助力明珠,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让高士奇也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九月,因功升任左都御史兼郭琇举报了他的四大可诛之罪,其中有一条与明珠有关,即他曾把康熙帝的消息卖给明珠。郭琇说高士奇是真正的“国之蠹民之贼”(《清史列传·高士奇传》)。郭琇此次出击,一次性将高士奇和他交好的王鸿绪、陈元龙等四人都被革职,遣回原籍。
一桩连环案,绊倒近十个大佬。操盘手康熙帝曾警示他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身在阁中仅佐君理事,但明珠心存侥幸,高士奇恃宠招摇,都不及张英“ 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清史稿·张英传》),年过花甲还以礼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
迄至今日,人们还在传诵张英和他的六尺巷佳话:“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坚守了康熙帝规定的政治底线,惠及后世,道光名臣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卷四中写道:“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若霭、张若澄,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直南书房,自康熙之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张英的谨慎持重,影响了其子张廷玉后来成为康熙帝晚年最信任的汉臣、雍正帝遗诏配享太庙的汉人。
领导人用人,有一个标准:他们要的是勤谨职守,而不是越俎代庖、招摇妄为。
虽然高士奇死后,康熙帝给了“文恪”破格封谥,算盖棺论定,但富有讽刺意味。他没有对康熙的政治规矩并未恪守初心,但被康熙反击故人、以怨报德当了枪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