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东面受巫山阻隔,仅峡江充当唯一的出口,北面受阻于大巴山和秦岭,古代只有依赖栈道沟通中原,因而巴蜀自古被称为"四塞之国",但是巴蜀在经济活动中却一直是出奇的稳定和繁荣。
汉代时,巴蜀是官卖盐铁的核心地带,特别是井盐的生产更是常盛不衰。蜀锦久负盛名,在成都专设锦官,经营制作,成都因而又被誉为"锦官城"。从汉代起,成都就一直是国家的大都会之一。汉代的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等五大商业都会中,唯独只有成都不在中原。
唐代商业大都会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仍然是不在中原的大都会。两千余年间,地处中原的古代大都会——洛阳、长安、开封、邯郸相继没落,唯独成都久盛不衰,青春永葆。巴蜀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首发地。巴蜀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产茶区。陆羽编著的《茶经》,其资料来源的主要地也主要是巴蜀。
清末,洋务运动中,四川也领先一步。民办铁路,四川首开其先,从而引起了著名的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纵观四川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这块四塞之国,在经济发展上倒从不闭塞,相反,有时还领全国之先。
巴蜀的四塞,并不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无法阻碍巴蜀不断被卷进中原的军事角逐之中。战国时,秦楚争雄,双方都企图取道巴蜀,以进攻对手的后路,巴蜀首次卷入了中原征战。诸葛亮的"隆中对",即是取巴蜀立足,北伐中原,巴蜀再次卷入大规模的中原征战。
南北朝后期,西魏全国经营巴蜀,以包围南朝的梁与陈,巴蜀第三次卷入中原的纷争。五代时期,北方五朝及后来的北宋,也先后三次取道巴蜀作统一的打算。南宋偏安,重用吴氏家族于巴蜀设防,从后路抵挡金人的进攻。元蒙帝国偷袭云南大理后,同样在巴蜀长期与南宋对垒,牵制宋军,以造成伯颜偷袭临安的机会。上述六次重大的军事事件,战场虽然偏在巴蜀,但却牵动全国。综上可见,巴蜀虽然偏处西南,但军事上却与中原休戚相关。天下未乱蜀先乱,真的是巴蜀人本性爱作乱吗?
从中原人的立场来看,巴蜀并非中原文化正宗,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的势力,都无法与中原匹敌,一直有轻视巴蜀之心。可是在实际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却不得不承认巴蜀具有很强的实力。巴蜀的得失,往往构成全局成败的关键。历史上对巴蜀恃强凌弱,遭损的往往是强者自己。
西晋轻视巴蜀,派罗向专事镇压,以至于氐族大起义,造成成国的割据。南梁内讧,听任萧纪割据,放弃巴蜀,同样造成长江上游军事防线的全线动摇。元末重兵镇守关陇和云南,以至于明昇唾手而取巴蜀。可见,中原虽然强大,但绝不可轻视巴蜀,巴蜀虽小,却足以挫败中原的胁持。"天下未乱蜀先乱",看来并非巴蜀人本性爱作乱,事实上是处理巴蜀问题欠公正而自找其乱。
问题仅在于为什么这样的四塞之地,偏安之区,却具有如此自立自强不容裹胁的势力,这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西南地区,不仅仅是巴蜀,遍及西南的其他地带,也有类似的现象。一旦中原朝廷失去警惕,改变公平交往的传统,任意恃强凌弱,一意孤行,单方面改变西南与中原的即成关系,遭致祸殃的主要还是中原。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在西南各地方搞"边郡",目的只在于沟通中原与西南的联系,边郡的政治、经济、军事管理均不同于内地,务使当地各族具有较大的自立发展余地,因而相安近百年,其间虽有少数摩擦,如成帝河平年间(BC28-BC25年)的夜郎王兴之变,但不足以牵动全局。
王莽执政后,一意孤行,改易边郡职能,强行与内地划一,将西南一些"国王"贬低为"侯",任意侵侮西南边郡各族,于是以王莽贬鉤町王邯为侯,以此为导为线,引起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全局震动。王莽派40万大军前往镇压,前后历经十多年,3次大举兴师,死亡数十万之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最终没有征服西南地区的反抗斗争。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王莽的主要军力和财力,这是造成王莽最终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真可谓事发于西南而祸归于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