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教育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读书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书。清人把薛瑄作为宋代朱熹学说的传人，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晚明学者高攀龙认为，明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王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薛瑄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在明代以前，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他不同意朱熹的“气在先”的唯心主义思想。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践履”，他认为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薛瑄一生倡导“实学”，注重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我。“复性学说”是薛瑄理学思想的精华，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即每天用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反省自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为薛瑄家庙题联，对薛瑄的学术思想予以高度评价：“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元、状元，也不算读书人。薛瑄在故乡河东的讲学活动，在明代影响很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明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说：“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都有着开创性的作用。薛瑄在故乡办学时，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广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薛瑄严于律己，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由于薛瑄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巨大影响，他去世后，不断有大臣向朝廷上奏，建议在孔庙从祀薛瑄。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毁灭性打击，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宋元明时期，汾阴薛氏家族和其他世家大族一样，都难现隋唐时那般的辉煌。不过，作为频繁活动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河东的大家族，历经千年发展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在薛瑄这一代再次迸发出蓬勃的力量，汾阴薛氏家族终于在文化上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配享孔庙。
汾阴薛氏家族由南方迁移而来，他们植根于河东大地，不断自强求变，发展壮大，由被人歧视的“蜀薛”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望族大姓，辉煌千年。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研究。薛氏家族在河东的遗存史迹，也是值得珍视的人文遗产。
薛收之子薛元超，仪凤元年（676）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成为宰相。任相七年的薛元超是初唐的文坛领袖，杨炯称其为“朝右文宗”，他大力举荐寒门才俊，支持王勃等人的文学革新，推动了初唐的文风变化。仪凤三年（678），吐蕃进犯边境，唐高宗召群臣问策，朝臣都建议守边。而薛元超建议以攻为守：“敌不可纵，纵敌则边患丛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军威衰竭。”唐高宗离开长安时，命薛元超兼任户部尚书，辅佐太子监国，全权处理关中事务。薛元超病逝后陪葬乾陵。
薛曜，薛元超长子，薛稷的族兄。薛曜与薛稷的书法同一师承，皆学褚遂良，用笔瘦劲，结体疏朗，有挺拔之势，比褚遂良的书法更为险劲，亦为初唐著名书法家，《夏日游石淙诗并序》是薛曜的代表作。杨守敬《书学迩言》：“继少保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诗、石淙诗序两通。褚河南后，小变面貌，而险劲过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薛道衡的曾孙，唐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薛稷官至工部、礼部尚书、宰相，曾任太子少保，后世称为“薛少保”。他的书法继承了褚遂良的风格，后世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为“初唐四大书家”。薛稷是唐初名臣魏征的外孙。其外祖父家收藏书画颇多，薛稷用心观摩学习，特别对褚遂良的书法更是锐意学习。在学习褚遂良书法的基础上，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将隶书融入楷书，劲瘦中兼顾圆润，媚丽而不失气势，形成了劲瘦媚丽而又圆润挺拔的风格，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薛稷的书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不小，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受薛稷劲瘦书风的影响。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论及“瘦金体”：“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今之仿宋体，亦是从此中脱出。”薛稷的绘画水平很高，以画鹤知名，影响深远。杜甫作诗评价薛稷画的鹤“低昂各有态，磊落如长人”。《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他画的鹤被作为范本，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后世学薛稷画鹤的人颇多，五代时黄荃曾学习薛稷绘六鹤，直至1000多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