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孔子，70岁那年，苏格拉底被公民大会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判处其死刑，当他的学生劝他向民众低头换取生路时，苏格拉底笑着拒绝了，他拿过毒酒一饮而尽：“我选择赴死！”
临终前他发表了最后的演讲，其中提到：“雅典人啊，你们没能赢得更多的时间……你们无疑认为我是因为申辩不够充分而被处以极刑，要是我按你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以行为和言辞打动陪审团以求获赦，或许，我会被无罪开释。可是，我无法做到以取悦的方式向你们谄媚……我并不后悔进行申辩，我宁愿死于自己所信仰的辩护方式，也不愿按你们的方式，继续苟活……”
我们可以看到哪怕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后，他也可以通过“演讲”的方式去说服雅典公民，改变对他的判决，那么他为何一开始就放弃申辩了呢？
在这个故事里，苏格拉底的行为与其说是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去向陪审团低头，不如说他选择了用生命去维护这场不公平审判背后——古希腊法律的“公平性”。
哪怕，在他看来，陪审团的成员构成相当不合理。
一、古希腊民主政治弊端一：公民大会成员的门槛很低，大家通过演讲者的口才来判定目标是否有罪，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感官很容易被人操控，成员立场很难保持客观性；
古希腊是西方民主与法律的摇篮，在当时，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规定，只要是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便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
由于古希腊民主制度粗放式的运行机制，只要年龄在20岁以上的公民便可以参与投票，最后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国家大事。表面上这种制度看起来似乎很民主，但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在我们不熟悉的领域贸然参与投票的话，很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方向。加之，当时公民投票前，雅典公民是通过参与公民大会拉票的双方进行辩论的结果来选择投给谁的，这里就牵涉到“口才”引导民意的问题了。
《乌合之众》中有这样一段话来形容这一现象：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二、古希腊民主政治弊端二：雅典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只有少数人拥有参与政治的特权，审判苏格拉底有罪的公民只是因为被其触动了自身的利益，而非苏格拉底真正违反了法律；
在古希腊城邦，大致生活着三类人：奴隶、自由人和公民。
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指出：“在像我一样把雅典描述成人民掌握政治权力的`民主制'时，千万不能忽略即使在雅典民主的发展最为充分之时，也只有年过 18岁的男性公民才有资格参与政治这一事实。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外。而且， `公民权'严格的限于其生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
事实上，在以民主政治闻名后世的雅典城邦，真正能够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仅占城邦人口的15%。
当然，并不是有资格就代表一定会参加政治会议，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情况和精力，大多数公民还是会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议事会成员和法院的陪审团成员来代替自己行使民主权利。
基于这一原则，有能力获得大多数人投票的人，普遍是有着一定才华的公众人物和家境殷实的各部落权贵。
苏格拉底在被人诬告判处死刑之后，他是有能力去说服陪审团释放自己的，可这就代表着他要成为自己所鄙视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