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从政的时间不长，51岁为中都宰，然后任司空、大司寇兼行摄相事，55岁即辞官周游列国，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从政经历，但是他的言论、行动都突出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所特有的品格和才略。其中，孔子任人唯贤的人才观，冲破了宗法制度任人唯亲的禁锢，从贵族以外的其他阶层中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贤才，使大批有能力的下层百姓有机会进入到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精英阶层，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君主，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任用贤才。孔子认为，政策是依靠人去推行的，贤人在位就会有好的政策;反之，如果没有贤人，再好的政策也推行不了。为了说明人才的重要，孔子还运用“人道敏政，地道敏树”的比喻，说明有了贤能的人，推行政策就很迅速，就像有了肥沃的土地，栽种的树木就会迅速生长一样。孔子的弟子仲弓做了鲁国贵族季氏家的总管，问他如何为政，孔子告诉他：要想当好领导，就要给部下带好头，不计较下属的小错误，还要重用提拔优秀的人才。他去看望做武城宰的弟子子游，见面就问：你在这里发现人才了吗?
孔子认为，重用贤才便可以治理天下，即使君主无道，但只要臣子贤明，也能使国家幸免于难。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在卫国时间最长，对卫灵公非常了解，卫灵公私生活混乱，孔子评价卫灵公“无道也”，鲁国国相季康子听后不理解，便问：如果卫灵公无道，卫国为什么不衰反盛呢?
卫国在当时虽然不是最强的诸侯国，但也在强国之列。孔子告诉他，卫国有仲叔圉、祝鮀、王孙贾三位贤明的大臣，仲叔圉负责接待宾客等外交事务，祝鮀负责管理祭祀等内政事务，王孙贾负责统率军队，虽然卫灵公无道，但卫国在三位大臣的治理下，内政外交军事等事务都井然有序，所以依然可以兴盛。孔子很赞赏卫灵公重用人才，还称他为“最贤之君”。孔子没有因卫灵公私生活混乱而否认他在用人方面的才能，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才的重视程度。
孔子本人十分重视并善于选人用人。他在做中都宰时，之所以能做出“为政一年，四方皆则之”的卓越政绩，是与他拥有并善于使用一批优秀弟子分不开的。跟随他去中都的弟子，有据可查的就有冉耕、闵损、子路、子贡、颜渊、曾暂、子游、子夏等人。他们参与施政和讲学，帮助孔子处理政事，积极传播孔子的思想。孔子对所带去的弟子进行了妥善的人事安排：派曾暂负责财政税收，闵损负责司法，颜渊负责公文撰写，子贡负责文化教育。
孔子强调贤才必须德才兼备，但要以德为主。他要求为政者选拔重用德行高的人，认为只有这样的人在高位才能服众。《论语·为政》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孔子晚年在鲁国做“国老”时的故事，鲁哀公问政。鲁哀公向“国老”孔子请教如何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告诉他：提拔重用正直的人，把正直的人放在品行不端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反之，如果提拔重用不正直的人，让品行不端的人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孔子认为，好的领导，要以德服人。
孔子虽然看重品德，但与后世那些认为有德就有一切，不必培养才能的儒者不同，他主张贤者还必须有才。他说“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孔子在教学活动中，除了以仁、礼熏陶弟子并以文献资料充实其知识以外，还教他们处理政务、管理赋税、主持典礼、接待宾客等，他的许多弟子都成为多才多艺的贤才。比如子贡，学问好，口才好，言语科的高才生，是杰出的外交家，同时还懂经济，会做生意，家累千金，每到一个诸侯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重视全才，但对贤才并不是求全责备，而是主张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
孔子尤其可贵的是不以出身论英雄。仲弓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品德学识俱佳，孔子非常喜欢他。但仲弓出身低微，父亲被称为“品行有问题的人”。孔子没有因为仲弓的父亲品行有问题而瞧不起他。在谈论仲弓时，孔子作了个比喻，他说：耕牛的儿子，生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就算不想用它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古时候祭祀要选择最好的牛、最好的猪，孔子并非在说拿牛作祭祀的事，而是以此为喻，说像仲弓这样的人才，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他的德行非常好，他不出来做官，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呢?国家不可以错过这样的人才。孔子认为，仲弓的出身不应该成为影响他政治前途的因素。孔子高度评价仲弓的才能及德行，认为依其德才，完全可以胜任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长官，这是孔子评价其他弟子时从来没有的高度。在孔子的大力举荐下，仲弓后来做了季氏的家臣。孔子许多出身贫寒的弟子，在他的举荐下都从政为官。比如冉耕为中都宰，子路任蒲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宓子贱为单父宰，冉求为季氏宰，高柴四次为官，做过费宰、郕宰、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