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本传云，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赵孟頫以其过人的天资、深厚的功力，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赵体”。
赵孟頫传世的楷书作品有《老子道德经卷》《玄妙观重修三门记》《胆巴碑卷》《洛神赋小楷》《湖州妙严寺记》等，其楷书最大的特点是少装饰化而有行意，除去盛唐中端庄严谨、提按规范、顿挫有节的颜柳风格，创造了楷中见行、静中寓动的赵氏书风。
赵孟頫《三门记》局部
“二王”书风对赵孟頫楷书行书化的影响
赵孟頫是一位各体兼善的大家，他楷书行书化不只是受到某一人的影响，因为其在学书过程中并不是固守一个人的书风，而是广采博收、冶容百家，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宋高宗、智永、李北海、苏灵芝、褚遂良等。
而影响赵孟頫最深的首推“二王”，赵孟頫曾云：“(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 可见赵孟頫对“二王”的推崇是深入肺腑的。
元虞集云：“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姿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亦说明“二王”书法对赵楷书行书化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赵孟頫《临十七帖》
在赵孟頫的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二王”所下功夫之深，如临《兰亭序》，评者云：“吴兴公临，所见亡虑数十本”；临右军《东方朔画赞》《黄庭经》，评者谓“有飞天仙人之致”。
此外，赵孟頫还对“二王”的其他书作临习颇勤，这在赵孟頫 曾跋王羲之的《眠食帖》《七月帖》《大道帖》中可见一斑；从其晚年所跋的《快雪时晴帖》中可以看出其与王羲之墨缘之深，当中临摹最多、倾注大量心血研究和练习的当属《兰亭序》。
赵孟頫《临圣教序》
晋代书坛，字体正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处于这个时代的王羲之在不同时期书法风格也亦有变化，王羲之书法之“变”对赵孟頫触动颇深，其跋定武《兰亭》曰：“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故历代感以为训。”
赵孟頫对王羲之的“古”与“新”有独到见解，故在《兰亭十三跋》中曰：“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赵孟頫看到了王羲之书风里的“古”与“新”，领会了王羲之求新求变的超越思想和创新意义，从而启发了自身的创作思想，最终自立了“赵体”。
李邕书风对赵孟頫楷书行书化的影响
赵孟頫的楷书行书化的形成受李北海影响深刻而明显。李邕是盛唐书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其对书法艺术的见解也是发人深思的，曾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表明了创作必须有创新意识，反对一味的模仿，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成功。
赵孟頫深谙这句话的精意，在师法“二王”的基础上博学众采，融入李邕纵逸之气进行创新，从而形成了华丽而不乏骨力，潇洒中见高雅，兼得流动与沉着二美的赵氏书风。
李邕重视学习王羲之，得其行法之妙，并得献之之力，用笔及结构锐意求新，并研究学习众家之长，张扬其个性和风格，自成一家。李邕以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风格突破“二王”，其行书的笔法揉北碑之长，打破行、楷字体的界限，确立了以楷书为体、取行书之势的“行楷”一体。
李邕《法华寺碑》局部
这些成就影响了赵孟頫楷书行书化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赵楷在用笔上多采取李邕之法，楷书中带有行书的笔态，行笔多采用顺笔之法，横画多为截法入纸，转折处多圆转而下，除去唐楷中的顿挫装饰味，使楷书有行书流动的气韵，在结体上吸取了略取横式、笔画舒展、重心安稳、法度谨严的结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