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
在这四百年光阴里，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逐鹿中原。兼并、侵略、政变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不断在各势力间上演。
这一时期，黎民苍生受苦受难，老百姓在偌大的天地间无处安身。唯有西晋三十六年，国家处于短暂的和平之中，但即便是在这名义上的统一期间，西晋的内部矛盾亦极其惨烈。
站在后来人的角度重审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魏晋南北朝不过是秦汉旧制度瓦解所引发的恶果，这一时期世族与国家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化学作用。
黄巾起义，可称得上是魏晋南北朝乱世之开端，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黄巾起义，实际上是汉代弊端爆发的必然结果。即便没有张角站出来，也会有王角、李角揭竿而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东汉末年，汉统衰落，外戚、宦官借机寄生于王朝的龙脉里，汲取皇权系统中最后的养料。在朝廷之外，名门望族发展成为拥有私人武装的诸侯势力，占据了大量田产和匿户，成为盘踞一隅的土皇帝。这种现象，直接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被逐步被拉大，也让国力随之锐减。值此之际，倘若恰逢流年不利，水旱灾害接踵而至，便会引发严重的流民问题。
古中国的老百姓，无疑是最好应付的一类群体。
因为，只要让他们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身寒衣，他们就会为封建集权歌功颂德。毕竟，我国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是由皇权所主导的，而不像西方世界一样神权与皇权并行主导。然而，若“填饱肚子”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饥民就会化身向封建势力索命的饿鬼。我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民变都在指向一个事实：任何填不饱百姓肚子的封建集权，都会被群众推翻。
黄巾起义过后，曹操集团凭借“唯才是举”的发展战略，顺利地召集了一大批可造之材，并凭借屯田制这一经久不衰的发展策略，顺利击败了以世族为基础的袁绍集团，统一北方，并在三国争霸中稳步胜出。很多人都以为司马氏效仿了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径，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只是出自小说的观点罢了。司马氏之所以能顺利地篡夺曹魏政权，根本原因还是司马家族笼络了其他世族，成为受大姓支持的庞大势力。否则仅凭司马氏的权术，是无法撼动曹魏根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晋王朝可谓东汉“回光返照”。
在制度上，西晋仍有着东汉的影子。然而，西晋不但继承了东汉的发展模式，还遗传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这些导致东汉土崩瓦解的毒瘤，并没有随着三国时代结束而得到治愈，反倒在西晋王朝寄生，伺机以同样的方式颠覆司马氏政权。
由于，司马氏的崛起靠的是根基雄厚的豪门世族，所以，在夺取了政权后司马家族必定会给予这些世家优厚的回报。在此期间，西晋王朝沿用了“九品中正制”，让帮助过司马氏的世家得到了世袭官爵的机会。司马皇帝并没有看到，正是高门大户的贪暴恣肆导致了东汉的覆灭。
最可笑的是，司马家族一手重现了西汉年间的“七国之乱”，将其复原为“八王之乱”。司马炎目光短浅，为了防止曹魏失权的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竟拆东墙补西墙，将司马氏子弟封为藩王，以此拱卫集权。在继承人的挑选上，司马炎再次展现了短视的一面。在众多司马氏子弟中，司马炎选择了最不靠谱的晋惠帝，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蠢货。
司马炎的种种举动，无疑为八王之乱的爆发推波助澜。遗憾的是，七国之乱时期汉景帝麾下尚有周亚夫这一国之栋梁，可八王之乱中的司马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这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动乱中，各路司马诸侯自相残杀，以至于相继败亡。这种毫无意义的内耗，亦将西晋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西晋行将就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被数个势力瓜分。
永嘉之乱结束后，司马睿在众世族的拥立下登基，继承晋统，定都建康，掀开了东晋王朝的新篇章。然而，东晋王朝并不属于封建集权政权，至少该政权无法达到“集权”的程度。司马睿之所以登基，全靠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的拥护。所以，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地方世族，而不是司马睿。并且，司马睿并非西晋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以藩王身份据大统，所以，影响力十分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