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每当看到那张民进成立时的签到簿，透过发黄的纸页和略显模糊的签名，总能感受到民进前辈们的耿耿初心和责任担当。作为在上海浦东居住生活的我，在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严景耀、雷洁琼、赵朴初……等26位闪光的名字中，张纪元的名字在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因为，张纪元是上海浦东人。
张纪元，1919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今浦东新区川沙镇）。父亲张竹溪在川沙县城和上海十六铺开设水果行，为人忠厚善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与同乡黄炎培先生是世交，是川沙县的知名人士。
张纪元从小受其父和黄炎培先生影响。上初中时，受黄炎培先生“以创实业，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影响，刻苦学习，立下长大后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初中毕业后，毅然上北平求学，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北平青年学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张纪元怀着爱国救亡的满腔热忱，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1936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一步懂得民族解放、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深重灾难中挽救国家民族。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不久，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当时正值张纪元暑假回上海。平津学生在上海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张纪元不能回到北平，就为平津流亡学生做联络工作，同时借读于上海清心中学。在参加学生运动过程中，张纪元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不断接受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进一步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的道理。从此由追随、仰慕共产党，进而产生了热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只要革命工作需要，他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入党后，张纪元考入大同大学，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演剧团等，同时还积极动员同学们一起到地下党主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听课，团结同学共同抗日。
当时，上海在日军占领下成为“孤岛”。1939年组织上指示他转入大夏大学，在党的领导下，搞学生协会，开展抗日反汪运动等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更为恶化，一些进步同学先后去根据地和解放区，当时组织上考虑张纪元在上海社会关系多，做地下工作较为有利，让他留下。张纪元送同学们去解放区时，很想一起走，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但考虑到抗日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到乡下隐蔽了一个时期，半年后回到上海，到大夏大学复学。大学毕业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运用他父亲及亲友的关系，经组织决定先后参加了浦东同乡会和慈善团体，从中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同时结合慈善团体的特点，动员有财力的人士捐款办学校、教养院。在赵朴初先生的协助下，1943年在上海打浦桥贫民区创办了“继儒义务学校”，吸收贫民子弟入学。该校教职员工大部分是组织介绍的同志，以教学作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张纪元任校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浦东儿童教养院常务董事、职业界团体“益友社”理事等职务，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受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内战，把中国人民的愿望无情的撕碎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奋起反抗发动内战的独裁者，各界人士纷纷发起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张纪元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斗争，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参与筹备工作。他和王绍鏊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两人一起推手时就商讨筹建民进的工作，研究联系对象等；赵朴初、梅达君等也常到张纪元家聚餐聊天，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创建民进之事。在此同时，得知之江大学同学要为一批交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的青年筹办一所学校但缺乏资金时，张纪元觉得办一所这样的中学很好，既可培养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又可为创建民进提供活动场所。他不辞辛苦地奔走于慈善界中有财力的人士之间，筹募经费，终于办起了民本中学，并任校董。民本中学成了民进前辈们研究创办组织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