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的这一次离职举动，又一次令人诧异。守孝三年跟守孝百日比起来，会大大影响自己在仕途的发展速度，可是沈葆桢孝心大作，坚持服丧三年，把自身的前途放在次要的位置，足见其孝心是出于天性，出于至诚。
四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沈葆桢还丁忧在家。左宗棠多次邀请沈葆桢出来担任船政大臣，说船政关系国家民族的复兴自强，沈才识兼备，又是福州本地人，实为绝佳人选。起先，沈葆桢以“守孝”为由拒绝，坊间传说的左宗棠“三顾茅庐”其实还少了，按沈葆桢自己的说法，“面辞者四，函辞者三，呈辞者再”。后来左宗棠向朝廷申请了船政的直接上奏和经费保障等权利，而且沈父也劝他为国效力，何况船政就在马尾，家里还能照顾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沈葆桢才答应了左宗棠，但仍坚持要在明年六月丧假满之后正式上任。
总理船政的职务级别实际上是不如巡抚的，本来沈葆桢如果要复出从政的话，选择到某省继续做巡抚，之后升任总督，都是顺风顺水的事情，但他一方面出于照顾老父亲的孝心，一方面出于服务国家的忠心。可以说，沈葆桢接过船政的重担，主要考虑的是尽孝与尽忠的统一，至于他个人的仕途发展，则是次要了。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沈父去世，沈葆桢马上请求解除船政大臣职务，以便专心服丧。朝廷照例准假百日，但沈葆桢仍坚持守孝三年，百日期满之后又借病请辞。面对如此固执的大孝子，朝廷无奈，只能准其所请，成就其官场另类佳话。
观察沈葆桢数次出入官场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他真正是一位不恋官位、恪尽孝道的纯孝之士。在尽忠的同时，不忘尽孝，当两者有所冲突的时候，他甚至不顾朝廷的反对和官场惯例，抛下公务，把尽孝放在首位。在官场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之际，他却毅然决然地两次选择离职：一次回家探亲两年多，一次在家守孝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