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的环境并不太适合重建这个制度，其关键点在于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集团的势力太大。前文讲过，刘恒即位之初朝廷是面临内忧外患的，外患为匈奴，内忧则是开国元勋集团和刘氏诸侯王。他们所控制的势力远超刘恒这个皇帝，所以刘恒只能用韬光养晦的方式来平衡朝中的政局。而执行贾谊的建议则很有可能触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强行推动也会引发朝中政治动荡，所以刘恒才选择搁置。但刘恒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来推动整个策略。比如他下诏让列侯勋贵回到封地，就是采纳了贾谊建议的措施。
第二，在重农抑商方面，贾谊的策略基本上得到了采纳，只是在关于铸钱的一项上两人有所冲突。由于战乱造成的国力衰退，刘恒采取休养生息的经济策略，而具体的方式便是重农抑商。这个策略其实是贾谊提出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很好的贯彻。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与这个经济策略的执行是息息相关的，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国家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在铸钱的策略上，刘恒和贾谊却有不同的观点。刘恒允许有条件的诸侯王和列侯铸钱，甚至允许自己的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刘濞开铜山铸钱，使他们得以富甲天下。
贾谊对于这种私铸钱币的弊端非常清楚，他在上书中指出这样做会造成钱币混乱，进一步损害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他请求朝廷控制全国的铜料流向，禁止民间私下采铜铸钱，将钱币的铸造权收归朝廷。而当时刘恒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所以对后来的西汉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但是在汉武帝时期，这个建议却被重新提上日程。汉武帝改革币制，实现了统一五铢钱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实现也为汉武帝时国家的进一步强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削弱了刘氏诸侯王因私下铸钱而带来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贾谊在经济上对西汉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上述的两个建议都是在贾谊被贬斥到长沙王太傅前提出的，所以被认为是他被刘恒抛弃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两个建议中，除了铸钱一项外，其他的都是刘恒非常赞同的。只是这些建议给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集团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给刘恒造成了政治压力。
从表面上看，刘恒贬斥贾谊是为了摆脱这种政治压力，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贾谊。当时因为这些策略提出贬斥贾谊的是以周勃和灌婴为首的开国元勋，他们在朝中势力很大，所以刘恒不便于强硬抵制。从当时的政局来看，即便刘恒保下贾谊，也不排除这些人用其他的手段进行迫害。
以周勃等人的手段，派人暗中除掉贾谊是轻而易举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把贾谊留在京城，实际上是陷入了危险之中。刘恒将贾谊外放至长沙王太傅，看似贬斥和远离朝廷，可也是逃脱了周勃等人的势力范围。当时的长沙王吴著是西汉仅存的异姓诸侯王，在刘氏诸侯王和开国元勋中处于中立地位，远离朝廷纷争。在这里贾谊不会受到周勃等人的迫害，刘氏诸侯王也无法插手其中，所以是非常安全的选择。而三年后，刘恒就把贾谊调回了京城，并亲自在未央宫接见。而当时恰好灌婴去世，周勃获罪，而张苍当丞相之时，由此可见刘恒对贾谊的重视。
后来贾谊出任梁王太傅，在距离长安很近的梁国任职，这也是刘恒对贾谊的特殊安排。当时西汉朝廷面对的开国元勋势大的问题基本解决，而刘氏诸侯王的问题越发严重，所以刘恒着手开始削藩。贾谊上书的《治安策》便是为了处理国家安全问题而提出的策略，这其中主要针对的就是匈奴入侵和诸侯王问题。而梁王刘揖便是刘恒第四子，也是最宠爱的儿子。而梁国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处于中原和关中的要冲地带，将其他刘氏诸侯王和朝廷隔开。刘恒把贾谊放在这里，很显然是有心要对诸侯王进行削藩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