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罗振玉还曾于1908年和1922年两度抢救内阁大库档案，集资回收，租屋整理，使大批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罗氏还有其它论著和序跋文字多篇，先后汇集为《永丰乡人稿》、《辽居杂著》及《贞松老人遗稿》等书。
二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和金石家，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年旧历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
王国维出身海宁州学，1899年到上海谋职，进入罗振玉创设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从此与罗振玉建立亲密关系。1901年随罗振玉任职武昌农校，又由罗振玉资助去日本留学。1902年回国后，因罗振玉推荐，在上海、南通、苏州任职和任教，讲授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后将兴趣由哲学移向文学方面，1906年随罗振玉到北京工作，其间对宋元戏曲产生较大的兴趣。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旅居日本京都，在罗振玉的启发和帮助下转治经史金石之学，并与日本汉学家有较多的交往。1916年回到上海，在英商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编辑《学术丛编》，又受沈曾植影响治西北史地之学。1922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再到北京，在退位清帝溥仪左右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及《尚书》、《说文》、《仪礼》等课程。
王国维治学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新发现、采取新方法。他曾精辟地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认为历史上中国学问的重大发现有三次，即汉朝的“孔子壁中书”，晋朝的“汲冢书”，以及近代的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和西域木简、敦煌石窟遗书、内阁大库档案。他敏锐地感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所举近代的四项新发现，多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他本人的后半生，正是对这类新发现的资料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较多的研究。
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创立和提倡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反复强调，“地下之新材料”要与“纸上之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同时，又以阙疑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具体学术问题，对甲骨金文所作新的考释，力求形、音、义都能说通，因而有较多的创获。这样，王国维便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无法比拟的成就。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早年进行文学研究，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书，即有相当的贡献。转治经史金石之学以后，有关考古学的贡献主要是甲骨文、金文、简牍及度量衡等方面。
(一)甲骨文、金文和简牍的研究
王国维研究殷墟甲骨文，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所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及《古史新证》等。他第一次根据卜辞，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加以纠正，又提出殷周之际在礼制上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还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
王国维为进行金文研究，从编辑《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入手，对宋代以来著录的金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又作《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文韵读》，以期“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他不仅先后撰写数十篇重要器铭的跋语，而且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的研究，著有《生霸死霸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玁狁考》等。同时，他还进行古器物的研究，曾撰写《古礼器略说》，订正一些器物的名称，辨明它们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