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未建奇功，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吴国张严所作《默记》，在〈述佐篇〉中就记载了两种看法。支持北伐者认为，诸葛亮志在吞魏，饮马河、洛，可惜死得太早，不然会成功。另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处益州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应闭关自守，君臣无为蓄养士民，而自不量力，空劳师旅，无岁不征，“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是盲目用兵，非明哲之士。后人又提出第三种观点，以王夫之为带表，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经略中原只不过是一个口号，一种理想罢了。
这三种观点均，是鉴于失败的军事分析，只是角度不同而有异，并不符诸葛亮的本志。“以守为攻”，只可在两军决战中应用，而决不可用为以弱抗强的基本国策。弱国对抗强国，“以攻为守”，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能成立，而且在古代中国的分合史演变中找补到这样的事例，也与魏蜀对抗史是不相符的。〈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至于人”，意思是善打仗的人，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所以诸葛亮攻围祁山，魏明帝就说：“诸葛亮不顾祁山的险固，送上门来，必败无疑。”诸葛亮如果是以守土偏安为国策，正确的策略应是休兵息民，守险待敌。守与战，兵力财物有三倍之差，攻不足则守有余。以一州之众的弱蜀攻魏，何利之有？诸葛亮北伐，从前后出师表可以看出“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德”。〈后出师表〉，诸葛亮凄怆悲凉，仍念念不忘北伐中原，所以决不是“以攻为守”。诸葛亮驻屯汉中，采取的是进攻策略，其战略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徐图中原。所以政治经济军事都是执行战时体制。刘备在时，亲帅大军征讨，诸葛亮驻守成都。蜀国政治、经济的第一要务是“足食足兵”四个字，既不断的保障前线，运送粮饷，补充兵员。〈后出师表〉情调有些些读低沉，这是因为第一次北伐失败，形势起了变化。曹魏加强了关陇的的防务，诸葛亮夺取关陇更加困难了。但是某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明知“民穷兵疲”，但“事不可息”，所以抱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来行事了。
张严说，打仗靠奇谋智计取胜，不在土地广，兵马多，但诸葛亮连年北伐而未建奇功，是“智”还是“不智”，这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战争不只是军事的角力，而是军事、经济、政治、外交、谋略等等综合的社会力量的较量，在对峙形势下更是如此。在总体上，蜀弱魏强，加上未有“天变”，后主刘禅智力弱于魏明帝，又无荆州方向的配合，北伐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打破了强弱转化的必然，惟有用智计奇谋的“偶然”以破“必然”。以个人才智论，有治国之才、军事之才、外交之才，也有数者兼善的全才。但全才毕竟不多，而任何一个全才也必有所短。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是一个全才，既能治国，又能讲武，更兼忠贞亮节无与伦比，但他过于谨慎、预示太细，就是一短。诸葛亮北伐，蜀弱魏强，打消耗战决无胜利的把握，这一客观形势非人力所能补救。以智奇制胜，化弱为强，就要避免打消耗战，由于诸葛亮治国为长，将略为短，没有把握找住机遇，这就是北伐失败的主观原因。具体说，有以下四失。
第一，战略之失。蜀将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在北伐中曾两败郭淮。第一次北伐，魏延建言直取长安，奇兵出子午谷，于诸葛亮异道会于长安，如韩信故事。诸葛亮认为此计悬危，西出陇右，取“十全必克”之计，实为下策。从陇右三郡叛魏应蜀来看，魏延之计可行。诸葛亮认为此计悬危，可以不出子午谷，但主力应直取陈仓或雍眉，屏断陇右，方可十全必棵，假若这样也不失为中策。诸葛亮虚张声势，集中兵力用于一个方向，实在是一个最下策的战略。即使街亭不败，曹魏诸军上陇，诸葛亮十全必克的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