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即637年，魏征为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居安思危，特意呈上《谏太宗十思疏》，李世民很是重视，还特意回以《答魏徵手诏》。《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最为出名的一篇奏疏，还上了高中的语文课本，最初看到这篇奏疏，相信大部分人都对它记忆深刻，就文章来说，骈散结合、华美流畅、浅显易懂又生动有力。
不过细细思量，可能会有人感觉奇怪，为什么这篇奏疏的名字会是《谏太宗十思疏》呢？究竟是魏征未卜先知还是后世史学家抄写错了名字？要知道魏征不可能会称呼李世民为“太宗”，或许在魏征的心中，未必没有想过李世民会有唐太宗这个称号，但他肯定是不能说的，别说是魏征了，就是李世民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会有唐太宗这个称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庙号和谥号一样都是死后才有的。所谓“子议父、臣议君”就发生在庙号和谥号的制定上。庙号顾名思义，即在太庙为先王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它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只有对国家有大功的君王在世之后才会有庙号。
后来周朝废止了庙号，一直到汉朝时期才重新拿起了庙号制度，不过汉朝时期的庙号同样很是贵重，不是所有的皇帝在去世后都有庙号，只有立有大功的皇帝才在去世后有这样的荣誉，能够享受后世的祭祀。
不过庙号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突破过去的规制，反而泛滥开来，与庙号的不断变化相比，谥号制度则比较固定，中间仅有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时期有部分时间废止了，其他时候一直都是比较固定的，因此，君王在去世之后一般都是用谥号来称呼，比如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隋文帝等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初期，随着谥号越来越长，而庙号则每个皇帝都会有，因此庙号逐渐取代谥号成为皇帝去世之后的称呼，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等，用的都是庙号。
李世民去世之后的庙号就是太宗，是李世民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李治和朝臣为李世民定下的庙号。即便魏征生前想过李世民去世之后的庙号问题，但他也不可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真的用在奏疏中，那这究竟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魏征是贞观年间著名的谏臣，他一生进谏数十万言，他的进谏主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在朝堂上面谏，另一种则是以奏疏的形式呈给李世民。整个贞观时期，魏征面谏的次数在五十次左右，而呈上去的奏疏有十一件之多，这是根据《贞观政要》的统计，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没有统计进去的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在这十一件奏疏中，光637年这一年，魏征就上了四件奏疏，其中第二疏就是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实际上，这些奏疏在最开始并没有名字，只不过就是魏征所书写的谏言，并没有取名字，而后世在记录的时候，给它去了一个名字，这样容易区分和记录。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就是因为魏征在奏疏中陈述了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所以被后世命名为《谏太宗十思疏》，至于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所取，似乎已经很难考证，不过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这个名字，倒是清朝时期编纂的《全唐文》中出现了这个名字。
这并不奇怪，很多奏疏本身并没有名字，只不过被后世的史学家添加上了一个名字，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同样在最初是没有名字的，但在后世却有了这样一个名字，为的不过就是方面区分和记录。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徐惠呈给李世民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二十二年，即648年，这是李世民的执政晚期，他已经越来越听不进去群臣的劝谏，变得独断专行，更是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则大兴土木，翠微宫、玉华宫等，一座座避暑宫殿营建起来，眼看着李世民与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徐惠作为李世民的妃子，学习故去的长孙皇后的做法，准备劝谏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