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读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
在中华先民的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为明证。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所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到了屈原，便径以“抒情”为作诗旨趣。《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正与前文所说的“志”可以互训。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与人生无关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从表面上看，古人极其重视诗的实用价值，闻一多指出：“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神话与诗》）正因诗歌具有如此巨大的实用价值，孔子才会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弟子。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诗经》才得以跻身于儒学经典之列。
然而只要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回归到作品自身，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那些作品的发生背景，那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部《诗经》，除了少数祈福禳灾的祭歌与歌功颂德的颂词之外，其余的都是“诗言志”的产品，而《诗经》的这种性质也就奠定了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清人袁枚所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由《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抒情的性质必然包含超越实用功能的意义，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得好：“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语虽然本于《诗大序》，但显然更增强了超越的意味。正因如此，诗歌不但是先民们如实反映人生的工具，而且是实现人生超越的利器。
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中华先民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周易》的卦象、汉字的象形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具有偏重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征。先民们在追求真理时，往往不重视局部的细致分析，而重视综合的整体把握；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智的研究，而是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
如果说古希腊的智者追求的是逻辑分析的严密性，中华的圣贤却是以主客体当下冥合的直觉感悟为智慧的极致。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赞扬温伯雪子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运思非常相似。试看孔门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谢良佐评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四书章句集注》）这分明是运用诗歌作为思考以及讨论学问的手段，因为诗歌更有利于通过具体情境的描述来领悟普遍的抽象道理。
先民们还认为诗歌是人们表达意旨的有效方式。先民们早就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即“道”是精微玄妙的，是难以言传的。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的观点如出一辙。孔子经常用诗歌般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期夫！不舍昼夜。’”道家更是如此，一部《庄子》，全文优美如诗，例如：“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又如：“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中包蕴的人生哲理，既深刻精警，又生动易懂，分明是得益于诗化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