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外战争的失败，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是鼎鼎有名。这不仅是因为它屡战屡败的实际情况，更多的是是因为它在拥有足够的实力下却表现出强烈的怯战情绪，以至于一直奉行令人感到相当不忿的对外政策。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统治者本身的能力问题外，也是因为当时宋朝内部军政的腐败问题也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极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
在赵匡胤看来，唐朝之所以会形成藩镇割据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给予了武将太多权力，导致他们形成了拥兵自重的实力。
因此，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就于军事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武将，甚至导致形成宋朝“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
同时，由于赵匡胤本人是兵变夺权，这使其对武将的忌惮之心再度加重，并专门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就这样，武将们不仅在实际权力上大受限制，在思想层面也成了很难得到重视的群体。
就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宋朝皇帝们还要求在外作战的将士们把战场上的信息及时传递回来，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命令来安排战术。武将们在这种行动受到极大束缚的情况下，除了部分敢于抗命或者才华出众之人，其余大多数都很难建功立业。
而为了继续把武将这一群体牢牢掌控在手中，皇帝在进行相关的官职任命时也有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偏向：“朕选擢将校 ，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武将选拔的标准当中，作战勇猛竟然不是最重要的一项，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久而久之，许多没有实际能力却善于逢迎的人就充斥在整个武将阶层当中。他们没有对外作战的能力，谋取私利的本事倒很大。而其他良将无法建功立业、博取功名，又不喜巴结他人，政治地位自然也就越来越低。
低劣币驱逐良币之下，贪污腐败自然也就逐渐充斥在整个军队之中。不仅如此，部分将领如岳飞、杨业、狄青等人表现出相当优异的能力后，也会遭到迫害乃至死亡。至于说靠武将来收复失地、一统全国，这是绝大多数宋朝皇帝都没想过的事情。
虽然赵匡胤在即位之初就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似乎好像是表达了自己想要以严苛的法律来治国的意愿。但在实际执行上，这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对那些官职不高、没有特殊关系的人，赵匡胤自然是秉公执法，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绝不含糊；但对那些他颇为欣赏和重视的人，他却往往网开一面、格外开恩，甚至不仅不处罚，还对他们加官进爵，就差把随心所欲几个字写在脸上，带头将法令践踏在地上。
当时王全斌、王仁赡两人在平定后蜀后，不仅加害百姓、享乐淫欲，而且用计把投降的几万蜀军全部诛杀，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当时的被文武百官一致认定应该处以死刑。
但赵匡胤此时则显露出自己仁慈的一面， 对其既往不咎，而王仁赡则直到赵光义时都在得到重用，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宋朝时期不胜繁多。这样一来，武将心中自然明白，自己犯没犯错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自己怎么能够讨得皇帝的欢心和信任，毕竟他才是最大的保护伞。
当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后，人们心中的敬畏感也就随之消失，做起事来就显得随心所欲许多。就算犯错，上下打点一番则相安无事。同时，前文已经说过，宋朝武将的选拔标准就是看是否足够听命于皇帝，作战能力如何倒是其次。
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晋升的武将本身就已经获得皇帝喜爱，并且思想素质大多也较为低下，大权在握之下很容易就走上贪污腐败这条路。在大环境的驱使之下，很少有武将能够独善其身、保持清白，宋朝军政的腐败问题自然也就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