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仁宗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毕竟他又不是庆帝这种大宗师，一出手就是一大片手榴弹的存在。为了应对这不期而至的形势变化，他亲制了一篇《天章阁策问》，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征求群臣对辽夏事态的发展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皇帝并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假如辽国使节前来，以伐夏为名，向我方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应当如何回答？假如辽国军队诈称西行，实际上却打算南侵我朝，则以何处来做阻敌之地？任命何人为帅？如何补充和丰富边境战略要地的军事储备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还没有在开封府打坐的的包拯，正担任户部副使。他在其《答诏所问御边之策》中，对皇帝的问题均逐一作了详细的回答。从中可以看出包拯在处理纷繁复杂外交问题时的思想原则和政治智慧。
首先，在处理民族问题原则上，包拯认为朝廷在思想上一定要予以足够的认识的重视。因为戎狄“贪而好利，忍而好杀，强则骄傲，弱则卑顺”是其不可能改变的天性。宋朝许多士人认为北方的戊狄乃肢体之疾，不必过于担心。
而包拯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包拯集》中记载：“议者或谓四夷乃支体之疾，夫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苟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绝对不能对其麻痹大意而掉以轻心。
北方的辽国“自先朝请盟之后，边鄙无事垂四十年”，虽然再也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争或纠纷，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的统治者从心里就没有打算南侵我朝，“所以然者，以国家岁入数十万计，往还聘问之礼未之或缺，无鲜而动，佳兵不祥，不欲屈在彼耳，非有服仁义、崇德让之道也”。
这番话从政治层面剖析了敌我三方各自的立场，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影响了国家战和决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庆历四年（1044),辽夏两国终于打累了，打算坐下来喘口气。西夏派使者人到宋朝来议和请降，同时辽国也遗使进书，“其意未顺”，颇有烦言。面对这样的情形，两面讨好的方法当然是最如意的算盘。现实的具体情况，可是不会这么容易达成的。如何恰到到处地处理好与它们的复杂而有微妙关系，皇帝再次头疼。
这一次，包拯认为朝廷应该进行全面均势外交，以避免出现东西应敌的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如果辽夏联结，东西夹攻，宋朝形势将会更加恶化而变得难于应付，陷于被动制受的两线开战的困境。那么，宋朝究竟要如何走下一步就必须进行仔细的研究，而包拯提出了解决了办法，找辽国人、西夏人探探口风不就明白了吗？既然人家不肯明说，那就需要我方建立专业情报机构，做出判断。
三、 包拯提议建立常备的情报机构
宋朝的情报机构是个非常奇葩的存在，随意性非常大。如果陈萍萍、范闲出现在大宋王朝，估计得泪奔。宋夏战争前，西北的情报工作几乎处于零状态，直到战争爆发之后，正面战场损失惨重，才开始加强情报领域工作的努力。
可是等情报工作初见成效后，国家已经决定议和，一切又都回到原点，直到下次战前再匆忙组建进行，如此反反复复，主要原因在于北宋政府“右文轻武”的政策、“将从中御”的取将思想。针对这一弊端，包拯认为：“沿边州军探候事宜，于体最急”。
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包拯列举史实证明：“旧日何承矩、李允则识房之情伪，大小必得其实”，军事情报工作做的是很不错的，可是后来的继任者却做得越来越差了，派遣的间课情报人员的素质差，经费又被日渐侵用，情报自然也不灵验，以致于有的汉人全家被提去，“沿边守将殊不以此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