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221年中华帝国统一之间的战国时代，是伴生并互相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又互相加强着变化的这些前后相继的，特殊时代之一，它加速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激起了社会、风俗、经济和思想的一种全面变化。这种演变进程在最开始时很缓慢，到公元前6世纪时才勉强地显露出来。
接近公元前3世纪末，变迁加快了，以至于其差异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刻。出发点肯定是贵族社会制度及其信仰的危机，而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时，上层贵族与把权力集中到诸侯国或王国首脑手中的最早措施之间的斗争，便揭示了这一切。如果人们能够确定帝国统一之前最后三个世纪的基本倾向的特征，那就可以说政权所设法摆脱的它自己所受的束缚，也就是在公元前9~公元前7世纪时，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家族和宗教背景。随着它摆脱这一切，它越来越清楚地被设想为一种独特的实体。如果声称国王曾试图摆脱大贵族家族强加给他的控制权，那也无法解释全部现实情况。事实上，在这场传统与时代新要求之间的斗争中，正是政权本身改变了性质。变化的加速
政权形成这种特征并加强其权威的倾向，不可能与一种军事扩张主义绝无关系。诸侯国为拓疆展土、增加财源收入和实现称霸而发动的战争，是对中央政权反对大官僚贵族斗争的共鸣反响。内部问题和对外战争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成了这个时代变化的真正动力。所以“战国”时代确实名副其实，正是一种战争推动力，才把上古时代末期的中国各地，都引入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
▲战国七雄领域地图
这里根本谈不到深入探讨占据了整个时代的战争和结盟的具体细节。其先驱者的数目是七个：“三晋”，也就是自晋国分裂出来的韩、魏和赵国；由田氏统治的古老而又富裕的齐国；其势力在不久之前才表现出来的两个王国，也就是其都城位于今北京地区和距游牧民的草原非常近的河北燕国，富有马匹并且其风俗粗犷、好战尚武的周初故地陕西的秦国；最后是长江和汉水中游的楚国。
这就是战国“七雄”。它们之间有时结成短暂的联盟，有时又分裂对峙，而这种联盟有时有利于魏国，有时又有利于秦国，它们形成了这个战争激烈时代的两个主要对立国。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最古老传统的占有者－中原的诸小城邦，都被它们周围的列强吞并了。先祖的习惯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与时代的需要相矛盾。如果国王（无论是合法者，还是篡权者）希望维持其权力，那就必须拥有他自己的资源、军队和执法者。所以他必须招募新的队伍，而为了他们的利益，又必须剥夺那些望族世家的世袭职务。政权的变迁
在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中，有一支小小的专业队伍发展起来了，其职务主要是与祭祀和战争有关，但也与掌管王府和管理庄园有关。除了由大夫和卿（主管行政职务的司徒、主管战争的大臣司马、主管公共工程的司空、主管刑罚的司寇等职）世代相袭，占据着最高级职务（其具体情况，从此诸侯国到彼诸侯国，变化不定）之外，确实还存在着许多虽不显赫，却又是必不可缺的职务，这就是太史、内史和具有许多下属（卜、巫、史、祝、宰等）负责先祖事务的官员，为国王个人服务的内廷官吏：御马官、御车的仆夫、负责战车的人、主膳官等正式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出自于一个其祭祀地位和经济状态要远远低于大夫与卿家族之人的阶级。
▲司寇·中国古代司法官
他们出自小宗家庭和偏房夫人的儿子（庶子），他们属于“士”（小绅士）集团。但这个小贵族阶级的角色是军人、有文字记载传说的捍卫者、各种知识的专家，即将变成具有主宰权力的人了。国王确实正是在该小贵族阶级中选拔其最早的执政官。这正是为什么在导致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之后，用于指在春秋时代战斗的贵族们的“士”字，最终具有了“文士”意义的原因，他们善于执行主要是具有文职特征的政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