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林三官在何处
前述汉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四处主要铸钱遗址，其铸钱时间均在西汉中晚期（汉武帝至西汉末）。兆伦村铸钱遗址时间更早一些，可早至西汉早期，但大量铸钱仍集中于西汉中晚期。从发现的陶背范及陶范模看，各遗址在铸造技术及所铸产品方面，虽有些微差异，但共性是主要的。
从形制看，范模均呈长方形，范首有1～2个浇铸口和排气口，中间有主浇道，范面上对称排列着4、6或8列五铢钱模，均为直流浇铸。高低堡发现的范模上有4、6或8列钱模，其他三处有4列的，有6列的，其中以6列的最为常见。4列和8列的具有早期特征，6列的则为成熟时期的通行模式。
从浇铸口与排气口的设置看，各遗址发现的范模，浇铸与排气方式可分两种，第一种顶部设两个浇铸口，没有专门的排气道，浇铸口兼作排气道；第二种为通气孔道与浇铸口分设，排气道设在范模两翼，顶部有一个或两个浇铸口。高低堡遗址范模上常见第一种方式，少见第二种方式，其他三处遗址两种方式均存在。两种方式不仅涉及浇铸及排气铸造技术问题，而且也存在流行时间的差别，第一种方式稍早于第二种方式。
从陶范模上的五铢钱模看，五铢钱径一般2.5～2.7厘米，穿径1厘米左右，有的穿上一横，有的穿下半星，也有的无标识，但面、背都有郭。“五”字交笔或直而微曲，或缓曲呈“炮弹形”，“金”字头呈等腰三角形，“朱”字头方折。高低堡钱模正面穿上有一横的，有穿下半星的；相家巷一般都有一横，不见其他记号；窝头寨有一横的，有半星的，也有没有记号的；兆伦村有一横的，有半星的，还有带四决纹的。穿下带半星的五铢钱，多铸于高低堡、窝头寨、兆伦村；相家巷所铸五铢，多为穿上一横，而不见半星。
从所铸产品看，相家巷、窝头寨和兆伦村铸钱遗址都发现钱径约1.2厘米的小五铢钱范模。此类小五铢在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等陪葬坑中发现很多，是专为随葬而铸的冥币。钱形器是一种货币计数工具，在兆伦村及高低堡遗址曾发现铜钱形器，高低堡还发现了铸造钱形器的陶范。
以上表明，各遗址之间在铸造技术及所铸产品方面存在一致性，而且在一些小细节方面也有内在的联系。一些范模的范首部位带有阳文铭文，各遗址中范模铭文的异同，也为研究上林三官的地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关于上林三官的地望，钱币学及考古学界均有一些探讨。在未发现其他铸钱遗址以前，陈直曾认为相家巷为锺官所在地。1980年，陈直在《三辅黄图校证》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户县锺官遗址是上林三官的锺官所在地。兆伦村铸钱遗址发现以后，证明陈直修正后的观点是正确的。
现在发现最早的纪年范是昭帝元凤元年。从元鼎四年至元凤元年，有33年的时间，即使从太初元年算起，也有24年的时间，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上述没有纪年，但有“工”、“巧”、“可”等铭文的钱范，很可能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从建章宫及相家巷遗址均有“巧”、“工”、“可”铭文的范模看，二者铸造技术及铭文风格都是一致的。
在相家巷铸钱遗址发现两块子母砖，与其他五铢钱范混在一起，其上各刻有一个“巧”字，是在砖坯未干时刻写上的，然后烧成带字的成品砖。这也是笔者推测相家巷遗址为技巧官铸钱作坊一个有力的证据。
但是，相家巷与高低堡遗址相比，有些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如相家巷遗址“巧”字范模减少，“工”、“可”字范模增多，而且“工”可分“工一”、“工二”、“工可”、“工野”等。而高低堡遗址“工”、“可”字范模较少，当然这与发现范模的数量也有很大关系。
总之，相家巷遗址应该是技巧官新迁之地，承担起原技巧官铸钱职责，从太初元年一直到西汉末年。之所以迁至此地，首先因为相家巷是西汉官营手工业中心，在此发现很多烧制车马器及着衣陶俑的窑址，具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其次，其位置靠近渭河，在原料运输及用水方面极为便利；再次，手工业区外有围墙相隔，既安全，又便于管理。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官一”、“官二”五铢钱范模，传出于相家巷遗址，现在看来，很可能出自兆伦村锺官遗址。正如姜宝莲、秦建明所言，“官”字范模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以往发掘中亦未见到过，是否出于相家巷遗址值得怀疑。姜宝莲曾专门撰文，认为“官”字范模属于汉武帝时期锺官所出。从“官一”、“官二”钱范观察，其上钱模“五铢”的“五”字交笔稍直，显示汉武帝时期五铢的风格，是早期锺官铸钱的陶范。其中一块陶范模，钱模上有四决纹，四决纹钱铸于锺官铸五铢钱早期。遗憾的是，虽然兆伦村遗址发现不少王莽时期带“锺官前官”铭文的陶范模，却一直没有发现“官一”、“官二”铭文的范模；而在相家巷发现的几千块带铭文的范模中，也没有一块带“官”字铭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兆伦村铸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两件五铢钱陶范模，一件带“地节四年三月”铭文，一块带“官”字铭文，还发现一枚“锺官火丞”封泥及一块带“官”字戳印的西汉长条砖，这些发现弥补了以往的遗憾，说明“官”字铭文的范模的确出于兆伦村锺官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