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他铸钱遗址及钱范出土地点
汉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还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如好汉庙遗址、郭家村遗址等，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以往好汉庙遗址发现很多新莽钱范，但具体位置比较模糊。陈直认为在三桥镇北五里，这里出土的陶范多长方形阳文正书的范模，浇铸以直流合范为主，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的高台上，民国时台上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庙建在曝衣阁的遗址上。因周围的北沙口、新军寨、孙围墙、吕围墙和双楼寺五村共结为庙社，所以这五个村都称为好汉庙。这一区域位于汉武帝建章宫西南面，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钱范。目前因没有发现建章宫宫墙，因此范围不清。有的学者把好汉庙归到建章宫区域铸钱工场范围内，很不恰当。从发现的钱范看，二者铸钱时间不同，建章宫区域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铸钱遗址，好汉庙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郭家村遗址位于汉长安城东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张家堡和尤家庄等几个村庄。1958年，郭家村发现内含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中除王莽铸范外，还有铜环、刀削、车马饰等陶铸范，并在其西北方探出一个窑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发现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内放置成包的叠铸范，每包叠铸范，铸范层层相叠近50层，一次可铸150枚铜钱。郭家村、三九村均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且相距不远，所出均为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报道说两窑都是烘范窑，说明这里是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铜器的作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给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这种认识应有误，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相距较远。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于制作铸范的，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而且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铸范。
汉长安城内还有几处钱范出土地点，如石渠阁、桂宫、柯寨、何寨、直城门大街等，发现大量陶背范，但罕见范模，更未见铸钱遗迹，可能是相家巷钱范被转移到了他处。2001年，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北岭发现一处新莽“小泉直一”制范遗址，出土百余件小泉直一陶范模，大部分钱范被掩埋在路基下。
二、上林三官讨论
（一） 何为上林三官
关于上林三官铸钱的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中几乎相同，均载：“其后二年（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入其铜三官。而民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何为上林三官？文献记载没有明确说明，由此引起史家不少猜测及探讨。南朝宋裴骃认为，可能是均输、锺官、辨铜，虽是推测之语，却一直被史界所引用。陈直根据发现的“锺官火丞”（图五，6）、“锺官钱丞”（图五，5）、“技巧钱丞”（图五，7）、“辨铜令丞”封泥，认为应为锺官、技巧、辨铜。此后，汉长安城及户县兆伦村遗址分别发现了“技巧火丞”（图五，3、4）、“锺官钱丞”封泥，似乎也支持陈直的观点，因此，得到钱币学界的赞同。但丁之方提出异议，认为成帝建始二年之前，确如陈直所言，上林三官为锺官、辨铜、技巧，之后省技巧而由锺官总揽铸钱之事，将负责运送铜料与铜钱的均输与锺官、辨铜，合称上林三官。
《汉书》记载，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罢六厩、技巧官”。但学者们并未意识到所罢即为铸钱之官。直到1997年，西安又发现了一些汉代封泥，除“技巧火丞”外，尚有“六厩钱丞”（图五，1）、“六厩火丞”（图五，2）。这一发现对何为上林三官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性意义。党顺民、吴镇烽据此认为，上林三官就是锺官、技巧、六厩，三官各有其火丞与钱丞。至此，锺官、技巧、六厩为上林三官之说广为学界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