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章宫前殿遗址西约0.5公里的东柏梁村南，曾发现五铢钱范堆积层，有大量的五铢钱背范，背范上有钱模4或6列。建章宫前殿遗址以北的孟家村村东及焦家村断崖处，也发现一些五铢钱背范。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位于东柏梁村东南250米处。该建筑室内地面铺砖，铺砖残破的地方以钱范补砌，附近还发现以钱范砌起的不规则平台。建筑年代为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钱范均为废料二次利用。钱范大量为背范，也有少量范模，范模上有4、6或8列五铢钱模，尤以8列钱模为其他遗址少见；其中一块范模上有“巧三”铭文（图三）。“巧三”范模的发现，说明以前著录的“巧”字钱范出自此地是可信的。
有学者把高低堡与好汉庙作为一个整体，认为是技巧官署的铸钱工场。但好汉庙位置更偏南偏西，不见五铢钱范，应是王莽时期的铸钱工场。与好汉庙相邻的北沙口村南也发现五铢钱背范及范模，应属高低堡铸钱遗址的遗物。高低堡与好汉庙之间可能有一定的界线。
关于六厩，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其所在地在何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上林三官中的锺官、技巧官铸钱作坊分别确定在兆伦村、高低堡及相家巷遗址。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只有一地可能为六厩铸钱作坊所在，那就是窝头寨遗址。
窝头寨遗址位于上林苑内，有出土的西汉“上林”、“上林农官”等文字瓦当为证。窝头寨遗址发现大量的西汉五铢钱范，虽然大多为背范，范模较少，但从中也能看出其大致的铸钱时间。这里发现的范模，有4列钱模的，也有6列钱模的。其中一块4列钱模的范模上，“五”字交笔较直，穿下有半星，具有汉武帝初铸五铢时的钱模特征。一块6列钱模的范模上，“五”字交笔缓曲，有宣帝时期的“元凤”纪年。近年考古发掘还出土一块宣帝“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的范模。由此可以肯定，至少从武帝至宣帝时期，这里都在铸造五铢钱，而这个时期正是三官铸钱的鼎盛时期，在“专令三官铸钱”的大背景下，中央垄断了货币铸造权，不允许其他机构或郡国铸造，位于上林苑内的窝头寨遗址，一定是一处上林三官的铸钱工场。在锺官、技巧官均已确定的前提下，窝头寨遗址很可能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当然，现在还没有铁证，在四个铸钱遗址中，窝头寨遗址资料最为单薄，期待今后考古工作予以证实。
三、初步认识
对一个国家而言，铸币权是控制经济命脉的有力手段。在总结汉初铸币乱象的基础上，汉武帝于元鼎四年设立上林三官，负责全国钱币的铸造，把铸币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开创了中央铸币的新纪元。关于上林三官，文献仅记载了设立的时间及所属官署，但并未说明具体是哪三官，从此，何为上林三官成为历史公案。随着西汉封泥的陆续发现，20世纪末，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但是上林三官在何处，并未随之解决。21世纪初，随着户县兆伦村汉锺官铸钱遗址的确定，为这一问题的解决确立了一个基点。相家巷铸钱遗址多次发现大量的西汉铸钱遗存，尤其是丰富的范模铭文，为寻找建章宫营建之后技巧官的去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对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梳理的基础上，通过认真比较四处西汉铸钱遗址所出钱范资料，提出了如下认识。相家巷遗址不是六厩铸钱工场，而是太初元年以后技巧官铸钱的新址。高低堡与相家巷遗址都发现“巧”、“工”、“可”等相同铭文的范模，二者在时间上前后相接，均是技巧官的铸钱作坊。在锺官和技巧铸钱作坊地望确立的前提下，窝头寨遗址很可能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刘庆柱、白云翔先生的悉心指导，刘瑞慷慨提供窝头寨出土的钱范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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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现的陶范模的风格看，高低堡铸钱包括了郡国五铢到三官五铢，建筑建章宫时即停止铸造，时间应为公元前118～104年。“巧”应为“技巧”的简称，高低堡是太初元年以前的技巧铸钱工场。
（四） 窝头寨铸钱遗址
1962年，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对长安县窝头寨铸钱遗址进行了调查。该遗址西距沣河1公里，北距渭河6公里，包括窝头寨、黄堆村、金家村，面积较大。在此发现大量五铢钱范，还有许多西汉砖瓦，包括“上林”瓦当，黄堆村还曾出土过“上林农官”瓦当。发现的钱模有穿下半星、穿上一横及无记号三种。钱范上有4、6列钱模，范模上有“元凤”年号铭文。铸钱时间应为汉武帝至西汉末年。遗址在上林苑范围内，应为上林三官的一处铸钱工场，但具体属于哪一官，尚需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2012年，阿房宫考古队又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出土一块带“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铭文的范模，明确为宣帝时期铸钱的遗物（图四）。目前，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也在此进行发掘，期待更新的资料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