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走过百十余年，历经岁月的流逝，留下了诸多的人、物、事，构成了一部厚重的印社发展史。孤山社址有一条“鸿雪径”，取意于宋代诗人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今辟专栏“寻味孤山”， 时间轴以光绪甲辰创社至2003年百年华诞，有重点地介绍西泠人物、收藏、旧事，以此缅怀前辈先贤，表彰懿行美德，激励我侪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方介堪
（1901-1987）
原名文渠，字溥如，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晚号蝉园老人、晚香堂主，斋称玉篆楼。浙江永嘉人，今温州市。生前为西泠印社副社长。毕生从事艺术创作，擅长金石，先后治印2万余方，郭沫若评其印章“炉火纯青”。
谢磊明与方介堪都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但比方老年长17岁。谢氏和方老不同，出身于永嘉世家，是富甲一乡的名士。谢氏的收藏极为丰富，玺印、印谱、金石、碑帖、书画、图书等无不精妙。且谢光不但为人豪爽，肯将藏品令识者观赏，并非“秘藏”者流；而且极有眼光，一见方老的印作即认为是可造之材，可谓印界的伯乐。方老是22岁认识谢光的。其时，谢氏早已在印学界有相当地位。虽不必以印为业，但也常应各方友朋之求。不久，方老即接受谢氏之邀请，进入谢府助彼整理典籍及钩摹印谱、碑版等。由于谢府的大量收藏，又兼谢氏的教导有方，使方老内在的才赋突飞猛进。三年以后，已经卓然不群了。其间，方老曾为谢氏代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王氏所撰《白鹃楼印蜕》中，有“介堪与其朝夕相处，并与摩挲鉴赏，且师事之，磊明为友朋酬应之作或假手焉”的记载。
方介堪一生中的第二个契机，是于1926年春随邑绅吕文起前往上海。吕氏是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福州知府，民国中弃官经商，曾为温州商会会长。由于到了上海，方老接着又有了三个机遇。因为他以印为特长，从生活着眼，自然首先进入这一领域谋生。那时，吴隐（石潜）在上海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办出版事业，方老即加入吴隐的麾下，任西泠印社出版部主任。这样，为方老结交沪杭两地的印人以及深研印学开了方便之门。
那时，赵叔孺（时㭎）在沪上以金石书画名。赵氏系福州人林颖叔的女婿，与吕文起自然相知。不久，经吕氏的引荐，方老就拜在赵氏的门下，继续深造。当时上海的印坛，吴昌硕和赵叔孺各成体系。若论社会影响，当然吴胜于赵。方老之所以择赵而从，完全是从金石书画的风格取决的。吴阳而动，赵与方均阴而静。秉性如此，强扭不佳。然而，方老和吴昌硕是有交往的，而且甚得吴氏的奖掖。
1926年秋，方老又有了到上海以后的第三个机遇。由于他得到了刘海粟、黄宾虹的赏识，年未30即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及新华艺专、中国艺专等校的书法篆刻课教授，这真是个难得的异数。由于这些学校是我国最早的美术专科，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对我国现代的艺术领域有重要的作用。师因生而尊，方老的桃李遍植所受到的尊荣是无法形容的。浙江有一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郑仁山，其指画在抗战前就名驰海内外了，印章也刻得很好。他曾骄傲地说：“我是方介堪的学生，我比老师大6岁。”
方介堪有着多方面的修养与技能，无愧于金石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诗人、鉴赏家、教育家等称号。但最为人称道的，应该是篆刻家。他的艺术创造、学术著作与教育事业这三项大成就，也都突出在一个“印”字。所以，郑逸梅《艺林散叶》有“方介堪由刻而书，由书而画，由画而诗”之论断。
方老的篆刻艺术，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方老对玉印类情有独钟，功夫独到。玉印因材料远较铜印珍贵，所以多数制作时务求精工。又因质地坚结，刻时较多用中锋，又不若铜印之锈蚀而出现斑驳。大多以细而坚挺的白文出之，也有其他风格。方老的高徒韩天衡在《方介堪印选·跋》中指出：“方介堪的篆刻作品，不论是取法古玺、秦铸和汉凿，都有笔有墨，势态流动，格局宽大，气息浑厚。在他独具风貌的印作里，世人又着重推崇他的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他的仿汉玉印，挺劲而不削薄，雅逸而不小巧，工隐而不平板，蕴含着典丽、安祥和洒脱的神情。”早在1931年，他曾选历代玉印300余方，用钩摹法细心画出，辑为《古玉印汇》一册，翌年由西泠印社出版。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称：“先生白文印瘦劲中见温雅，起止转运交代分明而典丽流动，盖浸淫古玉印有得故也。”1935年，《介堪手刻晶玉印》二册由宣和印社出版。其未梓者，尚有《玺玉印辨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