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道家理学观念，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最早被端上餐桌的是一种名叫“黍”的禾本科植物，叶子线形，子实淡黄色，去皮后叫黄米。成熟的黍类似于常见的狗尾巴草，这貌不惊人的东西拯救了先民的肚子。黍是一种个性鲜明的食物。它被驯化后，具有抗病力强，抗旱耐贫，生长期短的特点，然而它也存在严重不足，即使风调雨顺黍也很难增产，同时颗粒小，难以加工，不易消化。尽管如此，先民总算走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诗经·王风·黍离》中有这样一句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黍的好基友稷出现了。稷，有人说它是不粘的黍，也有人说它是高粱。这种古老谷物的出现比黍稍晚，但稷的优点就是高产量。先民的人口因此迅速扩张，华夏文明在与东亚其他人群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生生不息。稷，在先民心中不仅是种食物，还具备社会性。周人将稷奉为五谷之长，并把自己的始祖称为“后稷”，西周时，稷被神化，成为“谷神”，与“土神”一起组成国家的代名词“社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稷”由谷物演变为“精神图腾”。
目前，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每天食用大米，中国有超过30%的农田种植了水稻，这是唯一仍在维持中国人生计的禾本科植物。早在公元前一万年，中国南方的先民就开始收集这种植物的种子，并且开始人工种植的尝试。与北方的“黍”和“稷”相互竞争不同，在南方稻优势明显，从古至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有意思的是北方受游牧民族影响，以粉食为主，例如面、馒头、饼、糕等再加工食物，而南方仍保持与原始先民一样的粒食文明。稻是南方先民赋予世界的一大礼物。
有主食，就不能没有菜。接下来说说，我们身边那些司空见惯的蔬菜。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蔬菜品种并不多，以葵、藿、薤、葱、韭等五种蔬菜为主，其中葱、韭至今还在食用。五菜中以葵为首。早在周代，一日三餐，少不了葵。相信孔夫子的餐桌上少不了葵的身影。到汉代，葵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诗歌中，开篇就是“青青园中葵”。
北魏的《齐民要术》中专门介绍了葵的种植技术，可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唐代，葵受到其他蔬菜品种的挑战，加了它“性台滑利，不益人”，种植逐渐减少，到明代，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以“今人多不食”为由，将它列入草部，葵被清理出蔬菜队伍。如今秋葵逆袭成功，重新登上了大众的餐桌。
藿，是大豆苗的嫩叶。《诗经﹒小雅﹒白驹》有这样的诗句：“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皎皎白驹，食我场藿。”意思是家里来了贵客，想要留住客人，就给马喂食新鲜的藿叶，让马乐不思蜀。留客先留马，表达了中国古老而婉转的待客之道。古人种植不易，很少吃苗啃嫩的，因此藿叶在当时很珍贵的，清代，藿叶仍是餐桌上的高档蔬菜，每两售价须三十余钱。寻常人家只有在酒席上才能偶尔尝尝鲜。在煮鸡汤时放上数根藿叶，真是秀色可餐啊。
薤（xiè），这是一个十分冷僻的字，但它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野蒜”。小时候，外婆总是从野地里找来野蒜，和面粉和在一起，做成饼。据说野蒜能健脾开胃，增进食欲，还能消化壅食。既然被称为野蒜，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是必不可少。古人用腌、酱、泡、拌、炒、煮、炖，熘等多种方法烹制野蒜，为了吃点好的，古人真是脑洞大开了。
该轮到粗粮上场了。红薯，原产美洲，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进入中国，是地道的舶来品。它口感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食物，而《本草纲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可谓集药用食用于一身的美味。
红薯能进入中国，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叫陈振龙，福建福州人。早年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引进红薯，在菲律宾广泛种植。在当地经商的陈振龙，见红薯产量可观，又便于食用，于是想在家乡种植。可西班牙严禁红薯出口中国。陈振龙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拿了一根红薯的藤条把它编在一个箩筐里，顺利地带回中国。随着红薯、玉米、土豆等外来粮食作物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结构，也让中国人口从明末的1亿增加到清末的4.5亿，对此，这些外来作物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