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各个不同民族于9世纪瓜分了中国的北部边陲（甘肃西部的高昌回鹘人、青海的吐蕃人和吐谷浑人、鄂尔多斯河套的唐古特人、山西北部的沙陀人、河北北部的契丹人、满洲的渤海国人）时，契丹人很快就表现出他们是从907年起，相继在开封建立的诸王朝之最可怕的对手，他们不失时机地组成了一个国家。
这些契丹人是4世纪鲜卑人的后裔。他们本是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民，牧民和农民生活方式在这些地区结合在一起了。大量汉族农民在那里与突厥或蒙古血统的部族杂居。与汉族地区的为邻，解释了契丹人必定要迅速采纳他们近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原因。从924年起，契丹人向西发动了一次攻势，以便确保与唐古特人和吐谷浑人的结盟。他们于次年摧毁了渤海国。在他们对北京地区发动大获全胜的进攻，并且将北京作为其京都之一（南京）时，便为其新生的帝国取名为辽王朝，这是西拉木伦河（辽河）的汉文名称。
▲正在祭祀的鲜卑族人
946年，他们长驱直入地入侵到开封，并导致了后晋的崩溃，在那里俘虏了后晋宫廷的人员和匠人，洗劫了那里的地图、官方档案、镌刻有经典的石碑、滴漏和乐器。他们在更大幅度地侵占了今河北和山西诸省之后，便于986年一直推进到满洲。辽王朝很快就达到了其势力的鼎盛时期。
他们的侵犯活动于11世纪初年，推进到了黄河流域，宋王朝被迫于1004年在黄河下游的澶渊与之签订和约（澶渊之盟）。辽帝国的疆域，不仅覆盖了满洲和东蒙古的大部分领土，同时还包括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和北京地区。但辽帝国事实上的统治权，却扩大到了从满洲和朝鲜直到天山一带的整个草原地区。满洲北部的女真部族、高丽、鄂尔多斯的唐古特人，甚至宋朝本身都被迫承认是它的附庸。辽王朝与日本和阿拔斯王朝保持着关系，而巴格达宫廷曾向契丹的一位公主求婚。甚至在蒙古人扩张之前，他们之间就经过草原地区而建立了关系。
▲战场上的鲜卑族人
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契丹”这一名字在13~14世纪时，便被蒙古人推广开了，它以Kitai或 Khitai的形式，变成了波斯文、西突厥文以及在东斯拉夫文中的“中国”的名称。众所周知，该名称也被强加给了那些曾赴东亚蒙古帝国旅行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就认为，中国北方是“契丹国”。比草原人的政治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们在贸易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推动了“契丹”一名向帕米尔以外和欧洲地区的传播。宋代中国的中原王朝，从1004年起向辽王朝交纳的岁贡，可能被它用于这些半外交半贸易的活动了。汉人的观念认为，这些活动目的在于加强一个王朝的威望。澶渊之盟强加给宋王朝的岁贡，被定为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
但到了1042年，继辽帝国为宋辽、金、元在北京的都城遗址示意图王朝反击唐古特人的战斗提供援助之后，岁贡被增至20万两白银和30万匹丝绸。如果说这些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流入西域，而成为过境贸易的商品，那也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地方。因此，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可能在其近邻和甚至是更为遥远的地区，引起了震动与反响。此外，中国中原的影响，似乎在契丹人势力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中，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从10世纪初叶开始，这些民族就已经被深刻地汉化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农业生产、钢铁厂、纺织车间和城堡。
▲契丹人生活场景壁画
从920年起，他们就感到，为记录他们的语言，需要创造一种近似汉文方块字那样的文字，这种作法发生在后来采用模拟回鹘文的记音体系之前。辽帝国的国家机构都是从中国中原的模式中搬抄来的。随着政治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的变迁，他们的文化也趋向于与中国中原文化相结合。在辽王朝统治期间，就如同在继他们之后的金王朝统治时代一样，其全部文化活动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如果说北京是一座对草原影响广泛的开放城市，那么它仍然首先是一座汉族城市。可能各种原因，都推动了辽王国开始时的削弱和后来的衰落。早从11世纪中叶开始，契丹人就丧失了战斗士气，对其近邻采取了一种防御姿态，建筑了城墙、城郭和防御要塞。作为一种“无害”宗教佛教的影响，以及中原王朝的财富与其文化的影响，似乎都对他们的风俗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