殁后振芳尘：魏征家族的沉浮
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市魏征公园内的“魏征纪念堂”。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唐太宗李世民像 资料图片
魏征像 资料图片
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近30篇。
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
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这一点又深刻影响到了魏氏家族的盛衰。
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取自《周易·系辞》，“贞”是正的意思，“观”就是看，“贞观”的意思是示人以正、正大光明，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表明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经决心要当一个明君了。
唐太宗最被人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善于用人，虚心纳谏。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臣下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将君臣共治提到如此高度，在帝制时代是十分难得的，与后世“伴君如伴虎”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迥异。二是以民为本。唐太宗的立国路线是儒家的德治，比较注意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此，君臣都有高度的自觉性。这两点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持之以恒却是极难的，需要君臣两方共同努力才行。贞观的大部分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较好地履行了这两点，所以贞观时期虽然称不上盛世，却被后世奉为政治清明的样板。贞观时期的诸多政策、做法被统称为“贞观故事”，成为后来封建帝王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
“贞观故事”的形成，与魏征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魏征原本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留用。在唐太宗的政治集团中，魏征是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他以近乎清教徒式的道德标准不断劝谏唐太宗，不屈不挠又无所畏惧。唐太宗虽然有时候在背地里表现出厌烦魏征的样子，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优容于他并且采纳谏议。这种君臣之间以诚相待、坦率交换意见的场面，通常用“君明臣直”“君臣相得”来形容，这是贞观时期的政治特色。这样的政治生态中，魏征无疑表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说，他就是“贞观故事”的一个象征。
魏征的地位，在唐太宗一朝曾有明确的认定。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魏征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治国，这种强调王道教化的政治理念本就是儒家的传统，魏征的论调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却正符合唐初抚民以静、无为而治的现实，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唐的国力蒸蒸日上。所以，当突厥破灭之后，太宗曾当面对群臣肯定魏征的功劳。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从未抹杀魏征的功绩。贞观十二年，太宗宴请群臣，再次提到魏征的功劳：“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此举显示出唐太宗着意将贞观时期魏征的历史地位超拔于众人之上。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虽身居高位，却居第简陋，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出殡之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子奉诏致祭，百官送出郊外。这可看作是君臣相得的最后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