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谷川道雄 | 什么才是中古时代的贵族
《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日]谷川道雄 著，马云超 译，后浪 | 九州出版社，2020）
新世界的秩序
这样的坞堡生活创造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远离人烟的山间，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集体生活，这在外界看来或许就是理想的家园了。据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推测，著名的陶渊明《桃花源记》就是以当时的坞堡世界作为原型的。这样的观点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十分有趣，因为它会引导出下面的推论。
坞堡里人们的集体生活，其实是希望躲避乱世，维持和平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外界将之视为理想的家园。但是，为了使这样的印象进一步成立，人们还必须完美地维持坞内的秩序。如果坞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端的地方，则不仅无法做到与外界隔绝，更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家园。
当时的坞堡世界无法直接等同于桃花源，但这些封闭的集团是怎样维持秩序的呢？让我们来看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而据守禹山（河南）的庾衮（生卒年不详）的例子。庾衮率领同族和他姓之人躲进山中，由于集团需要统领，庾衮就在众人推戴下成了领袖。此时，庾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不义，勠力一心，同恤危难。” 也就是说，不依仗地利之便而骄奢自满，不利用世间混乱而侵犯他人财产，守卫道义，同心协力，共同渡过危难。
人们都听从他的提议，投入到坞堡的建设之中。无论是建造高耸的防御城墙，还是封锁从外界入侵的小道，这些劳动都要通过制定度量衡和工作定额来保障公平。同时，根据各自的出身，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会被推举为领导者，由庾衮对他们加以指导。领导体制一旦确立，命令就能够有效贯彻，成员之间也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
庾衮的集团绝非特例，东汉末年据守徐无山（河北）的田畴（169—214）集团也有着相似的构造。这两个集团的共同点在于，其成员不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有更多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是因为战乱使得原有的乡里生活难以维系，无所依靠的民众只能聚集在权威人士及其同族的周围。
难民集团本来没有秩序，但统率必不可少，庾衮和田畴都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了选定领袖的建议，最终提议者自身受到民众的拥戴，承担起领导整个集团的责任。这时，他们会向集团成员提出要求，比如成员之间不可寻衅，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田畴的情况则是制定“杀伤、犯盗、争讼之法”，情节严重的事件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他们也制定有关婚姻和教育的规定，从而维持集团内部的秩序。
领袖与人格主义
总而言之，东汉以来乡里社会的解体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和难民集团，为了给他们赋予秩序，必须进行强力的道德规制。不过，这样的道德规制不一定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是集团统领的选定，选出来的统领—庾衮也好，田畴也好，或是上文的李矩和祖逖也好—都是在一族或乡党中拥有声望的人物。平时从社会中获得的声望，到了非常之时就会成为凝结集团的精神核心。
集团成员之所以将一个人奉为集团的领袖，是因为此人代表了整个集团的意志。坞堡的统领能够在一族或乡党之中拥有声望，也是因为他们时常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救济别人。比如，庾衮的故事见于《晋书·孝友传》，他独自看护患有传染病的兄长，直到其完全康复，人们都称赞他“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祖逖原本就是带有侠气之人，他用自己的家财救济穷人，向淮河地区移动时，他让同行的老人和病人坐车，自己徒步前进，药物、粮食和衣服都和大家共用。
郗鉴（269—339）在西晋灭亡时带领同族和乡党千余家逃到峄山（山东），也被人们推举为集团的领袖。他的身上有着同样的品质，当时集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感念平日恩义的民众将仅有的粮食分给郗鉴，而郗鉴又把这些食物分给了同族和乡党中孤苦无依的人们。
郗鉴的这则故事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美谈。在严重饥荒时，人们愿意分给他仅有的粮食，这本身就说明了郗鉴的人望。其次，郗鉴又把得到的粮食分给穷人，通过这种双重的自我牺牲，郗鉴的人格魅力越发显得崇高，成为人们敬慕的对象。同时这也说明，郗鉴是身处苦难中的人们相互关联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