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襄阳之战的剧本不行避免的跟着蒙古人的指挥棒工作，再无它途。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3月，南宋的榜首支援军——在后世与文天祥、陆秀夫并称为宋末三杰的两淮都统制张世杰带领水陆大军抵达襄阳邻近，并与蒙军环绕汉江大战了一场。不过此刻刘整已在汉江上建立了完善的防护系统，并“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使得蒙古水军尽管谈不上怎么精锐，但已不是朴实的旱鸭子了。
所以张世杰尽管奋力作战，但却无法打破蒙军防地，再加上伤亡惨重只得退走。
不过张世杰的尽力也没有白搭——随后赶到的四川制置使夏贵趁张世杰招引了蒙古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又有春汛江水暴升的良机，运用战船将一部分粮草辎重用送进了襄阳。同年7月，夏贵再次率5万大军、3千艘战船驰援襄阳。可是这次没有人替他保护，夏贵对蒙古人沿江构筑的堡垒束手无策，终究大北于虎尾洲，只能率残部撤离。
南宋各路大军为救襄阳可谓竭尽全力，可是大多只是白白给蒙古人送人头
尔后，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范文虎再次赴援，成果被容易打败，所部丢失惨重，范文虎仅以身免。此刻襄阳现已被围3年，守军境况日益困难，宋廷也发觉任由当地戎马像没头苍蝇一般各自为战、分头赴援除了给蒙古人送人头以外，底子起不到任何效果。所以便启用名将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担任督师各路戎马援襄阳事。
这本应成为襄阳之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却被一个小人坏完事，此人便是范文虎。
范文虎生怕李庭芝的到来会侵夺自己的军权，便上书权相贾似道拼命捣乱：
“闻庭芝至，文虎遗书贾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希望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芝），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咸淳六年》）
贾似道原本就看李庭芝不顺眼，范文虎得其支撑后更是肆无忌惮的肆无忌惮，使得李庭芝的所谓“督师”名存实亡，数次援襄均为德不卒，被蒙军容易打败，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小人便是小人——范文虎降元之后又坑了忽必烈一把，在东征日本之役中再度临阵逃跑
到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5月，民军将领张顺、张贵募兵3000人、舟百艘再次赴援襄阳。此刻围困襄阳的蒙军已多达近20万人，战舰布满江上，张顺、张贵明知必死仍率军死战，累计转战百余里、切断铁索木桩数百处，直至杀到襄阳城下时已全军尽墨。张顺身中四枪六箭，张贵被创十余处，双双壮烈殉国。
这也是在襄阳被围6年中，守军等来的终究一支援军。
南宋朝廷再也派不出援军，所以蒙古人的围点打援也就失去了含义。再加上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的第二任大汗、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为了合作忽必烈攻宋，遣人将回回炮的制作技能传回，这下子襄阳城的高墙深池也不再成为蒙古人无法跨越的通途。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蒙古发起总攻，一举霸占早已堕入缺医少药危机的樊城。
吕文焕守城6年而降，能够说是非战之罪。但尔后他助元灭宋竭尽全力，却是无论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樊城既失，襄阳再无所恃。加上忽必烈一改此前凡敢反抗蒙军者必杀戮殆尽的传统，转而采纳招降、劝降的方针，所以穷途末路的襄阳守将吕文焕于当年2月宣告屈服。
至此，历时近7年的襄阳之战告一段落。
总结：襄阳之战其实没改动过什么——南宋亡国没其他原因，便是打不过罢了。
襄阳凹陷后，南宋朝廷简直再无反抗之力，而忽必烈则趁胜追击，三路进军——以两淮和川蜀两路控制宋军，在荆襄则由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率主力20万大军，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宋都临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