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戎行虽未藩镇化，但内部并不联合，一向无法拧成一股绳一同抗敌
不过刘整是京兆樊川（今陕西西安）人，归于“北人”，所以受到了遍及身世南边的军中同僚的排挤和猜疑。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刘整遭到吕文德和俞兴的联手诬告虐待，在申冤无门的状况下被迫降元并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
刘整长时间在荆襄区域作战，关于襄阳的状况十分了解，所以他上书忽必烈，坚决对立迂回川蜀的作战方案。刘整以为，襄阳是南宋千里江防的软肋，只需将其拿下，长江中游重镇鄂州就失去了屏障。而一旦攫取鄂州，则长江将被截成两段，南宋再无天险可守，大可一战灭之。所以刘整建议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
“蒙古南京宣慰使刘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战略，宜先从事襄阳。襄阳吾故物，由弃勿戍，使宋得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
忽必烈从善如流，于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遣阿术为主帅，刘整为都元帅，以史天泽、忽剌出谋划经略，出动戎行大举进攻襄樊。而深悉襄阳真假又手握实权的刘整得以在此战中全面遵循了他的战术建议，那便是一改蒙古大军侵犯如火的作战风格，不求兵贵神速，甘愿选用最笨的方法稳扎稳打、筑堡掘壕，阻隔襄阳的交通与外援，将其死死的围困起来。
长江下流河湖布满，上游蜀道困难，唯有中游的地势合适大规模马队运动
所以襄阳之战就演化成了一场南宋与南宋降将之间的“内战”。
为了将襄阳“装进”蒙军的铁壁合围，刘整别离采纳了以下几个方法——首要在襄阳东部外围的白河口、鹿门山一线逐层筑堡，以阻隔宋军的首要援襄方向；其次令史天泽沿万山一线构筑长围，阻截来自西北方向的南宋援军；一同在虎头山、岘山一线筑堡，并修一字城作为诸堡的依托，以封死襄阳南线；在西面，在汉江江岸再筑新城，一同襄阳两端的汉江江面上设置障碍，阻绝水上交通，将襄阳彻底变成一座死城。
所以刘整成了其时整个全国最大的包工头，在襄阳周边大兴土木，并且这一干便是将近6年。
而南宋方面，跟着高层认识到襄阳作为抗蒙战略纽带的效果，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入其间，使得襄阳成为了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军事重镇。一同，以吕文德、吕文焕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也跟着兴起，成为护卫襄阳最首要的力气。
前史上的吕文德可不是《神雕侠侣》等小说中描绘的那个能够被一介侠客恣意指使的小角色
吕文德可谓一代名将，30余年间转战江淮、荆襄、川蜀等各路阵线，屡次获得对蒙作战的骄人战绩，受到了宋廷的高度信赖和依靠，不光建节两镇，还爵封国公。
不过吕文德的私德却颇有遭人诟病之处，除了大举提拔私家以外，他还媚上（贾似道）而欺下，逼反了刘整。并且吕文德晚年老糊涂，中了刘整的计谋——答应蒙军在樊城邻近开设榷场，使得其垂手可得的构筑了一大堆堡垒，阻隔了襄阳的粮道。
而当蒙军在白河口、鹿门山一带筑垒时，守将吕文焕察觉到刘整有困死襄阳的妄图并向吕文德示警时，后者却不以为然，反而呵斥吕文焕少见多怪：
“汝妄言邀功。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据守。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
成果事实证明吕文焕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吕文德欲亡羊补牢却已为时晚矣，襄阳的命运现已注定不行更改。
经过：一个“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
围点打援是在古今战役中常见的一种战术，即经过围困某个“敌之必救”的战略关键并以此为钓饵，招引外围敌军救援，以到达消除援敌的意图。围点打援尽管看似寻常实则很“高档”，关于进犯方的军力布置、临战指挥和战场操控才能有着很高的要求，不然很可能堕入围不住（守军）、打不过（援兵）的为难而又风险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