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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考察,西汉用于礼仪的玉器和先秦时期有所不同。根据《周礼》记载,先秦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6种。到了西汉时期,在这6种玉礼器中只有圭和璧两种继续用于礼仪,其余4种,有的已不再制作,有的虽然继续存在,但其社会功能已经变化,不再是礼仪用玉了。
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在西汉时期天子祀上帝宗庙用圭,祭天神太(泰)用璧,祭黄河、汉水等大川及诸祠用璧、圭;黄河决口,则投入白马、玉璧“以礼水神”。可见璧和圭在当时仍属礼仪用玉。汉宣帝时,还曾“以方士言,为随侯(珠)、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将“玉宝璧”作为神明奉祀。
在考古工作中,也曾发现与祭祀有关的玉器窖藏。上述昭帝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之间的玉器窖藏,出土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玉器的中间为玉璧,璧的周围环绕着七或八个玉圭,圭首均朝向玉璧。李鉴宸先生认为这些成组瘗埋、排列有序的璧和圭,应与汉代帝陵的祭祀仪式有关系。这些璧和圭体积很小,应是专为祭祀而制作的明器。
玉璧在西汉墓葬中出土很多。例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71件,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共出土69件(包括镶嵌在窦绾漆棺上的26件),巨野昌邑王墓出土28件等。西汉的玉璧是在战国玉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各种形式的玉璧,西汉几乎都继承下来,因而西汉早期的玉璧,和战国玉璧有时难于区别。西汉中期以后,玉璧在造型风格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雕琢的工艺水平上也超过了战国时期,进入了中国玉璧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西汉玉璧的纹饰,除了传统的蒲纹、谷纹或涡纹外,还流行分为内外两区的纹饰,一般内区为蒲纹或涡纹,外区为龙纹或凤鸟纹,但也有例外,如南越王墓所出的一件,内区为蒲纹,外区则为勾连涡纹。此外还有少数较大型的玉璧,璧面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区。南越王墓出土5件刻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外区为合首双身龙纹,中区为蒲格涡纹,内区为合首双身龙纹或凤鸟纹。这种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在曲阜鲁城战国墓中曾出土4件,纹饰风格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内、外区都是双身合首的龙纹图案。这种玉璧在西汉中期以后尚未发现。西汉玉璧的社会功能比以前多样化了,除用于礼仪和丧葬外,还用于装饰和佩挂等。用于装饰或佩挂的玉璧多有透雕附饰。
玉圭在西汉时期虽为礼仪用玉,但在墓葬中出土不多。满城刘胜墓出土大型玉圭2件、小型玉圭1件,均为素面,大型玉圭在近底部有一小孔。
璜在汉代已作为佩戴的玉饰,即佩玉的组成部分,不属礼仪用玉,而成为装饰品了。所谓琥,李鉴宸先生认为可能是后来根据四灵说拼凑上去的。璋和琮在西汉时期可能已不再制作,即使偶有出土,也应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玉,不属于当时的礼仪用玉。例如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件玉琮,琮的外方部分已被磨圆,并加了一个盖子,而被改作为九窍塞之一的生殖器罩盒了。江苏涟水西汉墓所出的一件玉琮,在琮上加有鎏金的银盖,琮下加有由四只展翅银鹰托着的鎏金银底座,显然已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了。由此可见,在汉人眼中,玉琮已非礼仪用玉,而是可以任意将它改制成为其他用途的玉器。上述两件玉琮显然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古玉。
此外,在少数西汉墓葬中还出土玉制的武器。永城僖山梁王墓出土玉戈、玉钺各1件,玉戈饰勾连云纹,玉钺的銎部刻饰卷云纹。曲阜九龙山鲁王墓所出的一件玉戈,一面刻满纹饰,援的前部减地浮雕龙纹,中部雕琢突起的涡纹,后部饰阴线花纹及浮雕夔龙纹。这些玉戈和玉钺,显然不是实用的武器,可能是作为仪仗用的,也应属于礼仪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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