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鸦片为代表的毒品生意在民国时期空前“火爆”，这种“商品”的倾销会给贩卖者带来巨大的利润，况且当时上海等大城市对于鸦片的需求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所以有很多的军阀就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让自己辖区的民众将庄稼全部清除，把鸦片种满整块耕地，等到收获完成以后再去上海进行走私生意，很多军阀也因此得到了养兵的军费。
这里面的代表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了，贵州一穷二白，唯一的出产就是鸦片。他在全省范围内纵容百姓们种植鸦片，然后征收高昂的鸦片税，同时收购鸦片卖到他省牟利。就跟当年金三角的那些毒枭们差不多。
此举表面上能赚到不少钱，其实对于贵州没有好处。贵州人民很容易搞到鸦片，导致吸毒的人非常多，男性农民很快就失去劳动力。连黔军士兵都抽，成为双枪兵，没有战斗力、定期要抽大烟，还怎么打仗？
人民因为种鸦片赚钱又比较轻松，连粮食都不种了，需要向外省购买。但外省如果也遇到粮荒，没有粮食可以出售，贵州人就得活活饿死。所以，鸦片只是废了王家烈和一群军阀，贵州老百姓还是一样穷。
以上这些方法虽然都解决了军阀的财政问题，但是却把民众推向了“深渊”，在这个时期生活的民众无疑是非常不幸的。
第五种，巧立名目，收贿受贿
曹锟在河北保定举办六十大寿，顺便封官许爵，北洋政府各部门大小官吏、高级军官、平津及河南河北两省富商均到场贺寿，自然厚礼相送，所收礼金和贿金据称“总价相当于中人之产千余户”，这几乎是一个民国中小型城市的民间资本总额了。
这位直系大佬，曾经的大总统，也因此遭到天下人的鄙视。
第六种，直接创办银行进而滥发纸币
“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取得山东统治权后，于1925年9月在济南开办“山东奢银行”并代理省财政金库，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等，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1600万元；银行累及发行钞票2300万元。
第七种，兴办实业，自强自立
不是所有军阀都那么无耻，也有一些军阀是比较有节操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盘比较稳定，所以对自己地盘的建设很上心，比如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举措，开创工厂、矿场，修建铁路，甚至还创立了山西的银行，发行本省的货币。由于山西一直比较和平，以及阎锡山治省有方，让山西的财政收入节节上涨，成为民国各省中经济形势最好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