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6]1944。“笔” 指“记载”，“削”指“修正”。前文已指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撰史记修订而成《春秋》。但孔子在修订进程中，不是照搬鲁国史官的记载，而是在原始记载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体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政治建议。吴澄云：
《春秋》，鲁史记也，圣人然后修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修之者， 约其文，有所损，无所益也。其有违于仪式者笔之，其无关于训戒者削之。[11] “其有违于仪式者笔之，其无关于训戒者削之”是孔子“笔削”的规范。他既称誉“秉笔直书”的董狐为“古之良史”[10]2012；又宣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间矣”[8]2506。《春秋》并不彻底遵从“善恶必书”的实录准则，而是有着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片面倾向，故多有“婉而成章”的曲笔。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前史的真实是晋文公召周皇帝会于践土，孔子以为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而曲笔记为“天王狩于河阳”[9]2262。这便是显着的“为尊者讳”的曲笔。孔子要在《春秋》中寄寓他的王道志向，体现他的善恶褒贬，《春秋》以求“善”为终极意图，不是以求“真”为终极意图[12]。
(四)“简而有法”的叙事办法
《春秋》的文笔一向为古文大师们所激赏。韩愈《进学解》云“《春秋》谨慎”，欧阳修称《春秋》叙事“简而有法”。《春秋》叙事的“简而有法”首要体现在：
《春秋》 “录内而略外”。《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9]2210“录内而略外”， 对鲁国的工作记载详细，而对他国的工作记载则较为简略。因而，《春秋》尽管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各诸侯国的史实，但不枝不蔓，就在于它的叙事以鲁国为中心，兼涉其他诸侯国。
《春秋》还重视提醒工作之间的联络。如《隐公四年》:“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这几条经文便明晰地标明晰卫国内争的来龙去脉，此史实与彼史实之间的联络。
综上所述，激烈的正统观念，“一字见义”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的资料取舍和“简而有法”的叙事办法是《春秋》一书的明显特征。
二、《三国演义》所体现的“春秋特征” 《三国演义》与《春秋》，尽管文体不同，成书时刻也相距近两千年，但上述《春秋》的几个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有明晰的展示。
(一)“拥刘反曹”与“春秋大义”
《三国演义》的主题思维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对“拥刘反曹”的思维倾向是认同的。特别是毛氏父子改定之后的《三国演义》，这一思维倾向更加凸显。“拥刘反曹”的思维观念是《春秋》 “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维在《三国演义》中的详细体现。咱们且看小说榜首百回中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
(司马)懿曰:“吾主上法尧禅舜，相传二帝，坐镇华夏，容汝蜀、吴二国者，乃吾主宽慈仁厚，恐伤大众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安肯不倾慕极力以讨贼乎！汝曹氏不久为汉所灭。汝祖父皆为汉臣，世食汉禄，不思报效，反助篡逆，岂不自耻？”
司马懿称诸葛亮方面的国号为“蜀”，而诸葛亮自称为“汉”。小说中凡是蜀汉一方君臣自称一般都是“汉”，而魏、吴方面常常又以“蜀”呼之。蜀汉集团自称“汉”，明显是遭到《春秋》 “正名”思维的影响，也便是以为己方是承继大汉的正统王朝，而魏、吴两方则归于“僭国”。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开宗明义就讲道:“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毫无疑问，小说作者是以蜀汉一方为正统的，布衣之交要为之“正名”。
《三国演义》榜首回描绘刘备容颜:“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都是与常人容颜悬殊的。关于这样的描绘，咱们并不会感到生疏。刘邦有 “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的体貌特征[6]342；赵匡胤出世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13]。这些神异的描绘都是古人对“奉天承运”者的神化。明显，小说的作者是把刘备与刘邦、赵匡胤诸人同等视之的， 是“奉天承运”的正统控制者，这可视为是《春秋》“尊王”思维的连续。
